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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和学生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身为“农民的儿子”，努力跳出农门后却转身回到田地，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这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罗必良的轨迹。从农村到城市，他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的一代，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努力推动中国农村改革深入发展，用自己毕生所学，在白纸上也在大地上书写“三农”的文章。 从未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罗必良出身于湖北监利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和万千农家孩子一样，他自幼便下地帮助父母分担农活，放牛、割草、挑水、捞鱼……在罗必良童年的记忆里，干农活占据了大部分时光。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辛苦且低效，罗必良决心用知识改变现状，“我立志要跳出农门，见识外面广阔的天地。” 1977年高考恢复，彼时罗必良刚进入高中，学校条件简陋，大部分需要自学，罗必良首次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不行就再考一次。”第二年，罗必良作为县级中学的跟读生插班就读，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取得了高出一本线20多分的成绩，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罗必良深知农民的不易，他下定决心要改变农民的境况，填报志愿的时候，他毅然报了华中农学院（现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怎样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学农业经济可能就带着这样的使命。” 在前沿之地探究现代乡土中国 在西南农业大学攻下硕士研究生学位后，罗必良来到农村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参与《中国21世纪议程》编制。 这份根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所制定的文件，后来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发展战略起着纲领性的指导作用。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者，在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时，“贫困与发展”的问题始终萦绕在罗必良心头。 就这样，罗必良的首本专著《从贫困走向富饶》应运而生，这本书从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入手，对土地贫富问题进行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位的剖析与追寻，“中国在经济和生态上都不富有，如何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型是我试图在书中讨论的基本话题。” 1993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罗必良遇到了时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温思美，了解到无论农业还是经济，彼时的广东都是改革创新的前沿之地，罗必良坦言，驱使自己南下最重要的因素是广东当初的农村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对自己的研究来说是很好的样本。 1994年，年仅32岁的罗必良破格晋升为当时广东最年轻的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渐转向产权与制度经济学研究，组建起了“中国农村经营制度”研究团队，用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000多个农户样本编织起一幅现代乡土中国的图景，让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清晰起来。 “拿奖专业户”研究主线是“三农” 实际上，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罗必良的研究领域算得上广泛，但是若以经济学为经、制度分析为纬便可看出，农村、农业与农民的“三农”问题始终是罗必良研究的主线，占有核心的地位。 “我是农民的儿子，因而我从不放弃我的启蒙专业农业经济学，我总在奢望以自己的方式为农民做点什么。”在广东省首届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颁奖大会上，罗必良这样说道，田间地头中的奋斗自然成了他从事理论研究的源头活水。 在理论研究方面，罗必良首次提出“技术生态学”，同时关注县域经济竞争，主张以县城为中心推进农村城镇化；在制度经济方面，罗必良主编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新制度经济学领域首部专著型教材，被多所大学指定为专业教材和阅读书目。 罗必良还是一位“拿奖专业户”。自来到华南农业大学以来，罗必良先后主持130多项科研项目，出版专（合）著51部，收获国家级与省部级一等奖5项、二等奖5项等在内的各类科研成果奖励70余项。 “一花独放不是春”，研究之余，罗必良格外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曾担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他挑起科研、教学、研究生培养等多个担子，对待学生一丝不苟，“我常告诉学生要读两本书，一本是文字的，一本是实践的；要写两篇文章，一篇写在白纸上，一篇写在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