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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南斯拉夫《政治报》驻京记者兰契奇自1974年便开始在中国工作生活。1982年，他来广州访问，下榻东方宾馆，却对宾馆的服务十分不满：明明应当早上送来的咖啡却迟迟未到。他询问服务员，却被告知：“忙不过来了，中午给你送好吗？” 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酒店管理模式还未在中国真正普及，在广州这个对外开放的门户，酒店服务与外来商客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6月10日，由香港新合成发展有限公司直接管理、广州羊城服务发展公司合作经营的中国大酒店开业，酒店最特别之处便是将管理权直接交给港方，由双方聘请的德国人卜格担任总经理。在卜格的管理下，中国大酒店推行自由聘任制与员工培训制，打破大锅饭式的劳动人事制度，废除了中国传统酒店中的值班室（卜格称之为“睡觉台”）。一系列措施之下，开业后第一年中国大酒店全年营业总额已达到1.2亿元，经营利润40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金900多万元。中国大酒店的管理顺应了彼时破除“大锅饭”的改革潮流，迅速成为全国酒店学习的标杆。 1986年，作家鲁煤到访中国大酒店，看到门外有两个身着欧洲中世纪侍卫服的小伙子，对着他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进而又得知德国总经理工资之高、待遇之好，一股愤怒油然而生：“我们民族的下一代，本是天然革命接班人，竟为拾人唾余，受胯下之辱？”“为什么我们年轻的后代又沦为奴役？外国人又比中国人高出一等？”最终尽管他还是表示支持青年人投身现代化建设的行为，赞同他们抛弃大锅饭、奔向现代化大熔炉：“我呀，不该再思想僵化，护犊、溺爱！”但一位革命年代老作家的费解与疑虑，还是从他曲折的文字间流淌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