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自己”

　　□刘荒田[美国]

　　我在公众号上读到刘年的一首诗《遥望》，开头两句如针，刺得我一下子跳起来：“常在窗口，一动不动/我在等我自己。”读时是向晚，伫立窗前，远处的太平洋，日头沉稳地落下，浪花有一搭没一搭地涌起。

　　“等我自己”，这诗句把我“等”到了，如“一动不动”的海平线接住必然归来的太阳。

　　思绪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夏天的拂晓，我挥别村头碉楼黑黢黢的巨影，拖家带口，飞到太平洋彼岸。自此，祖屋不但有藏书、读书笔记、笨拙的少作，以及所有用具、衣物，还留下虚拟的“我”——定格于32岁，一个不肯再老的文学青年。“我”坐在北厢房惯常坐的书桌前。书桌和扶手椅，是早年祖父母在墟镇开文具店时，亲友们联名送的，桌子左下角刻下十多个人名。那个“我”与另一国度的“我”并存，区别仅在后者慢慢变老。我一直隐隐感到，故乡有某种形而上的“东西”等待，可惜形象模糊，难以确指是“什么”，读诗后恍然大悟。

　　移民四十多年间，我多次还乡，打开祖屋的坤甸大门，从刺鼻霉气和重重蛛网中穿过，我必然见到久违的“旧我”。书桌和扶手椅早已朽坏，搬走，“我”却还是坐在虚拟的老地方——一张用细铁线扎紧四条腿的藤椅。

　　两个“我”对视。留在故乡的“我”一头黑发，上身是港货“的确凉”衬衫。《遥望》中回归的“我”是残缺的，“只回来一部分”。于我亦然。每次两个“自己”重逢时，盘点灵魂，都发现多多少少丢失了贵重之物。大部分于消逝的岁月化为工资支票，为养育儿女、支付房屋贷款、日常开销耗去。所幸早期的诗和中年后的散文、随笔，抄在笔记簿，让它们与祖屋里的少作相会，进而连接成一条文学的生命线。两个“我”相逢，无所谓亏欠、负疚，前一个和后一个对照，激情对沉稳，浅薄对深沉，纯真对狡猾，坐井观天对一览众山，纯正乡音对中英夹杂，野心勃勃对垂垂老矣……

　　《遥望》一诗里，等候中的“我”没能看到“敏捷、活泼的那一部分”，它们“还在昆仑山和藏羚羊们，寻找苔藓和雪水”。至于我，换来的是人格被腐蚀、矮化的悲哀。一位在西餐馆当了数十年侍应生的洋朋友多次对我慨叹：费尽心机，讨好客人，还耍尽心计，以“同一账单用多次”的手法骗钱，天天口袋里塞着现金，拖着灌了铅一般的两腿走进亲人早已入睡的家，叹一声“唉，好事坏事干遍，不就为这个家吗？”他不曾反省，这显然是违反道德的混账话。人生的进行必混杂沦丧、出卖、贪婪、放纵，这些并非杂音，而是掺进内核的因素。于我如何？两个“我”见面时，彼此敢不敢袒露丑陋，一如还乡金山客显摆“衣锦”？

　　再想下去，游子永恒的乡愁，其终极旨归不就是留在原地的“自己”吗？有早年的照片更好，没有也行，只要你不执意与旧日之我切割。一如古典乡思中慈母依闾远望风雪中的村道，樵夫摔倒在山路，丢失的带血之齿想念牙床，必须有一个“旧我”等候“新我”。

　　此刻，老年的“我”回到知青年代，读《遥望》后，亢奋无比。凌晨3点起床，点亮小号煤油灯，诵读《离骚》。近6点，玻璃窗外，漆黑的天宇有了动静，透过星星的小洞，成普照宇宙的大光明。我站起来，贴近窗前洒满的晨曦，高声诵念道：“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