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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文学十六讲》是讲稿，但洪子诚之作，一向有讲稿胜于专著的美名。不止一人讲过，香港版《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胜于后来用作全国大学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盖讲稿更便于讲者自由发挥，更利于单刀直入问题。简单说，讲稿更见出讲者性情，也更见出讲者功力。 《当代文学十六讲》从1949年论及上世纪80年代，正是洪子诚用力最深的阶段，也是他亲身亲历的阶段。换句话说，个人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步。洪子诚一直在高校读书、教书，不曾身列工、农、兵行列，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知识特区和信息茧房的干扰，这给了他更好地观察文学史的角度。 洪子诚在第一讲里讨论《疑窦丛生的“当代文学”》，提出“现代文学”替代“新文学”，是为“当代文学”的生成给出空间。或者说，是“当代文学”创造了“现代文学”。这个说法比较拗口，却反映了作者的洞见：“新文学”是一种性质的界定，而“现代文学”则兼性质和时段而有之。“当代文学”明确了现代文学的下限，也将“现代文学”的性质标示了出来。 洪子诚说，“当代文学”就是“国家文学”，这一定义很好地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出的“一体化”概念。事实上，这是统摄全书的观念，后面的十五讲，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