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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一本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美术发展的史书，第一章的开篇肯定是记载1949年11月11日爱群大厦挂起了巨幅毛泽东画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因为参与绘制、运输和安装的都是当时进步的艺术家，其中就有后来声望极高的张光宇、廖冰兄、关山月和阳太阳等。也可以说，正是由于爱群大厦墙上的这幅宣传画，我们才会特别关注艺术家们同属的“人间画会”，并对画像从构思到悬挂的整个过程充满好奇，对画家们呼应时代的精神表示敬佩。 20世纪70年代，广州的宣传画一度成为全国的榜样，我认为这跟爱群大厦外墙上挂的这幅画像也有某种联系，觉得后来的画家们一定是把它作为了广州美术的一种传统来看待。有机会的话，我要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张绍城、梁照堂和李醒韬等几位先生。我是看他们的宣传画长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他们影响力的召唤下才来了广州。 即便是这样，人间画会与广州解放之间的这段佳话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11月11日——历史上的另一个“双十一”——跟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历史，特别是想借此跟年轻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艺术家介入社会现实的经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我根据这段历史为美术学院的舞台编导了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并邀请30名师生参加了演出。话剧标题中的“人间”除了对应诗句中解放的主题，同时也指向“人间画会”。可以说，研究这个画会就是研究中国现代美术独特的社会性和人民性。这幅画像就像新兴木刻运动和延安美术一样，有着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形式探索的成分，但它的价值主要还是表现在艺术的功用这个方面。当年30多位“人间画会”的艺术家能够挤在香港“文协”的小房间里完成这件“应时之作”，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跟人们一样的期待解放的心情。对于一个进步文化团体来说，在特殊的日子献上这份礼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关于它的那些传奇，似乎也没有比看到画像上题写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几个大字更加鼓舞人心。 我们的话剧并没有演绎在爱群大厦挂画这个场面，而是根据“运画”的史实设计了火车车厢里艺术家们与乘客交流的场面，同时一一点出车厢里跟宣传画关系紧密的人物，如画会会长张光宇、画家关山月、王琦和油漆赞助商等，意思就是将“人间画会”置于如同老舍《茶馆》般的人间，强调艺术与时代、社会和生活的关系。我相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象征意义一定会延伸到宣传画以外的其他方面，通过它去看广州、看南方，甚至今天所说的“湾区”，那种在各个时代所扮演的“其命惟新”的先锋角色，自然是一目了然了。 (陈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