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潮府与潮学

　　□陈平原

　　常听外地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潮人真的“很潮”。潮与不潮，有流量作为表征。在饮食、民俗、工艺等诸多方面不时异军突起、引领潮流的潮汕人，近年确实享受某种信息传播的红利。这方面，我不是主力，但也做了小小的贡献，比如多次在各种重要媒体上现身说法，谈起家乡那些扛标旗的少女，还有穿蔗巷的传说、营老爷的意趣、布马舞的魅力，以及我的“潮菜缘”，讨论“美文美食，何以携手”等。绝大多数父老乡亲对我的学术著作不了解，但对我的此类信息却津津乐道，这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

　　何为地域兼文化的“潮人”？简单说就是那个自嘲生活在“省尾国角”、讲潮汕方言的民系，大致涵盖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以及汕尾部分人群。有人说潮州，有人说汕头，有人说潮汕，有人说汕潮揭，而位于揭阳登岗镇的揭阳潮汕国际机场，更是把很多人搞糊涂了——我在各机场候机时，听到过好几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多年前，我撰写《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其中提及：“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潮汕三市合力，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若各走各的路，必定越发显得微弱。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悠闲、清淡、精致、优雅的潮菜及潮人，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基于此理念，我在暨南大学主持潮州文化研究院，超越现有的行政区划，以明清两代潮州府的范围来设计研究对象——这其实也符合海外潮人对于自己家乡的想象。

　　将潮州府简称为潮府，那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多见于民间文书、文人笔札以及族谱、碑文等，犹如称广州府为广府一样。在我看来，并不存在完整且统一的岭南文化，应该在广府文化、潮府文化与客家文化三者的对峙、对话与相互竞争中，理解广东这三大民系的合作与发展。

　　这就说到了潮学创办的初衷。在去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十卷本《潮学集成》的“总序”中，我特别提及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不久后，饶先生与诸多专家协商后，为避免纷争，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饶先生提及“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但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现实中各有利益，且“客家学”已经独立，“潮学”可与之结盟，不必谋求取而代之。因此，我心目中的“潮学”，以海内外潮人的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经济运作、情感、信仰，以及潮府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研究对象。

　　十卷本《潮学集成》的出版，得到学界及众多媒体的交口称赞；而我在出版座谈会上的主旨演说《地方性学问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向度》，自以为颇有心得。尤其是开篇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相对于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表彰的强调情境依赖性、对抗普遍主义、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我谈论范围较小的‘地方性学问’——即对某特定区域的学术研究，背后的关怀与立场，确实与‘地方性知识’颇多相通之处。我的愿望是：借助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的建立，以及《潮学集成》十卷本的编辑与出版，讨论诸如‘潮学’这样读者面不广、关注度有限的‘地方性学问’，到底能做什么，以及还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