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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峰 |
□周峰 政绩观是治理实践的“指挥棒”，其背后隐含着评价者关于“何为良好治理”的深层预设。长期以来，以部门化、指标化、短期化为特征的碎片化政绩观，导致了一系列治理困境：经济数据亮眼而生态环境受损，局部“高效”而全局失衡，当下“显绩”光鲜而长远隐患深埋。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干部不努力，而在于政绩评价的系统论缺失。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涵养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宝贵启示。通过“第二个结合”，我们能够深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宝库，从中汲取治理养分、实现“旧邦新命”的创造性转化，为当代中国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文化根脉：政绩观的历史基因与当代转化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智慧与治理理念。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贾谊的“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义。这种思想传统在政绩观上的体现尤为鲜明：历代明君贤相无不强调“为政以德”、重视“富民教民”、警惕“苛政猛于虎”。汉代循吏以“百姓乐业”为政绩，唐代官员以“户口增加、田野垦辟”为考课标准，宋代政治家强调“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这些传统政绩观蕴含着尊重生命、崇尚仁义、注重长远的价值取向。 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冲击下，中国经历了从文化自负到文化自卑的痛苦转折。一段时期内，部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严重偏差：有的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将政绩异化为个人升迁的阶梯；有的陷入GDP至上主义，不惜牺牲环境、透支未来；有的搞“新官不理旧账”，缺乏历史耐心和责任担当。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恰恰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忽视与断裂。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断裂的深刻反思与有力弥合。它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机械拼接，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政绩观领域，这意味着要重新激活传统政治智慧中“为政以德”“以义导利”“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思想资源，使其在当代治理实践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比如，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德治思想，可以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相结合；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可以与科学治理、精准施策相结合；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精神，可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 治理智慧：传统政德思想对政绩观的三重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其中对政绩观的启示可以从价值取向、实践准则和精神境界三个维度加以把握。 第一，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民为本与仁政善治。儒家经典《礼记·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将“明德”与“亲民”相统一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政绩的本质在于造福人民。孔子提出“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孟子主张“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这些思想强调政绩的核心指标应当是百姓的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与传统民本思想一脉相承而又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意味着，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价政绩的根本标准。 第二，在实践准则上，强调整体思维与系统施治。《孙子兵法》云“善战者，求之于势”，强调从整体态势把握问题。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改革要“均田亩、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体现了系统施治的思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政事时特别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求决策者从多角度考量政绩得失。这种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高度契合，为当代政绩观提供了重要启示：任何政绩都不能片面追求单一指标，而必须统筹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 第三，在精神境界上，崇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家的评价，特别注重历史定论和长远眼光。《道德经》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强调最好的政绩是润物无声的持久之功。东汉名臣杨震“四知拒金”、明代于谦“两袖清风”，他们追求的政绩不是一时毁誉，而是无愧于天地的清白操守。这些传统价值观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这正是对传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思想的时代升华。 实践路径：“第二个结合”引领下的政绩观涵养 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转化为政绩观的具体实践，需要从制度建设、考核体系和干部素养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在制度建设层面，要构建符合文化传统的治理机制。中国古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考课制度，如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标准，既重视品德（如“德义有闻”“清慎明著”等“四善”），又注重政绩（如“决断不滞”“赏罚严明”等“二十七最”）。这种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考核传统，对今天的干部考核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借鉴传统考课制度的合理内核，建立更加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具体而言，应当增加反映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内容的指标权重，克服唯GDP论的倾向；同时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避免因过度量化导致的短期行为。 在考核体系上，要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要求。传统政绩观强调“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全面考察方法，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要继承“察其言、观其行”的传统，重视对干部日常工作和实际表现的跟踪了解，不搞“运动式”考核；另一方面，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更加透明、动态的政绩记录和评估系统。尤为重要的是，要发扬传统“询于刍荛”的问政于民精神，扩大群众在政绩考核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让“民评”成为政绩评价的重要维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在干部素养上，要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政德修养。“第二个结合”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系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为官从政的智慧。要引导干部深入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体悟“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修身之道；学习《资治通鉴》等史著，理解历代兴衰中政绩得失的经验教训；学习古代清官廉吏的事迹，涵养为民情怀。同时，要警惕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如官本位思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糟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辩证取舍。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将其与政绩观建构相结合，本质上是一场“治道”的革命——要求我们从文明根脉处寻找治理智慧，让五千年中华文明成为现代治理的精神资源。 新时代的政绩观，应当是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形成的全新价值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传承民为邦本的传统；追求全面发展，体现整体思维的智慧；注重历史担当，彰显“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勇于自我革命，展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这种政绩观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绩观的涵养也是如此，只有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才能结出真正符合民族复兴要求的政绩之果。这既是历史的启示，也是时代的召唤，更是未来的方向。 作者简介：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4年度重点项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研究”（GD24ESQ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头像绘制 蔡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