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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玳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有《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多元共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第二卷）》《文化演绎中的图像：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个案解读》《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等。 易芝娜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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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玳玫 我家三口人分居北京、广州两地。广州有两套房，退休前住市区，上班和生活方便；退休后住郊区，安静，空气好。生活在哪里，书房就在哪里，不同书房有不同的书。所谓书房，没有斋号，就是工作、生活和读书的地方。常常案头凌乱，书籍堆叠。 ——姚玳玫 我在一个贫瘠的年代度过自己的童年。父亲的书柜上，在厚厚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中间，夹着几本薄薄的小册子，鲁迅单行本的《呐喊》《朝花夕拾》《二心集》之类，还有两本《沫若文集》。 正在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我，对鲁迅小册子多数还读不懂，倒是对郭沫若书中的几个短章有一种莫名的喜欢。那时对周围的事物景致，总有一种莫名的忧伤。读到这样的文字：“清晨往树林里去散步，我在树阴路旁发见了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一根白发……”，发现文字也可以这样表达。读鲁迅的小册子，最喜欢的是《朝花夕拾》。后来才发现，阅读其实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与自己的心理需求相呼应。渐渐地，在中学生中间流传的书多了起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那时，我喜欢读的，还是情感类读物。 能自觉地选择读物，应该是到了上大学进入专业学习之后。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阅读少了，有意无意的目的性，规定着阅读的选择，也增加了阅读的趣味。上研究生时，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于是，眼睛开始盯在民国时期各位人文学者、作家的书上——文集或日记，都是旧书。想读而没有再版的书，就读影印版，或者从图书馆借原版书拿到店里复印装订成册来读。 研究生毕业后，到报社文艺部当编辑。那时年轻，更喜欢读散文随笔，蒙田随笔，周作人随笔，沈从文、戴望舒、朱自清、梁实秋、丰子恺、施蜇存、黄秋耘、筱敏等人的随笔，一本本地读。与作家打交道多了，自己也尝试写随笔，用感性的文字，写周边的生活。那时刚刚当母亲，那个牙牙学语儿子的一举一动成为我取之不竭的素材。 调入高校之后，阅读的兴趣发生变化，由关注生活转向关注历史。较少专门读随笔了，更多读的是各类文集、日记、年谱长编、与史迹相关的史料汇编，研究专著等，着眼的是文字的历史价值、思想文化价值而非仅仅是审美价值。阅读过程始终抱着看清历史真相的心理期待，有另一番趣味。 我最早一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讨论白居易《长恨歌》中李隆基与杨玉环是否存在“爱情”的问题。之后，对通俗类言情小说总是情有独钟，作“三言”“两拍”、鸯鸳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张爱玲小说的研究，都与这一路子有关。 虽然职业变化，阅读也发生变化，但阅读的兴趣大方向变化不大。我的博士论文做晚清至民国时期海派小说研究，与我早年喜欢读感情类读物有关。我先生王璜生在1990年代至2000年间任职于广东美术馆，我也深受其影响，更关注女性类图像与情感类作品，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主持了相关展览，并出版了学术专著。 退休了，不再承受在职时的科研压力了，阅读变得轻松自在。原先的学术兴趣依然延续着，但已不是那么狭义，而是更宽泛。儿子在大学读历史系，专攻秦汉史。一家三口阅读，交流，旅游，阅读范围从人文气象到历史地理，无所不包。 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走的路，也照亮我的生活。 [书径] 阅读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细读也可以浏览，可以通读也可以局部地挑着读，跟着感觉走。对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没有千篇一律的方法。懂书者自有自己判断一部书值不值得读的嗅觉。 [书语] 书是我离不开的朋友。 [近读] 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三联书店 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何伟：《埃及的革命考古学》，远足公司 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 [自荐] 姚玳玫：《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多个角度考察1923-1937新文学价值体系建构实践的复杂历程，其价值确立和价值传承的路径和方式，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新文学评价规则如何建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