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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剑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出版学术著作15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著有《胡适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建构:新文学伦理叙事研究》等。 作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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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剑华 本人书房原本无名，称它“烟熏斋”可也。书房面积15平方米，纸质版藏书1000多种，电子版藏书3000多种。我的藏书分为三大类：中外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理论书籍、中外作家作品全集或选集、与自己研究项目有关的各种史料。 ——宋剑华 我的阅读史，其实同大多数人一样，都是因时而变、因需而变。1978年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那时候读书一是为了增长知识，二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除了老师布置的经典阅读，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读书。那个时代，读书近乎疯狂。我们宿舍一共7个人，无论谁拿到一本书或一本杂志，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交还回图书馆，一个人看完就传给另一个人，深更半夜也打着手电筒看。我自己喜欢阅读三类作品：一是外国文学作品，诸如古希腊神话和悲剧，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的一些戏剧，巴尔扎克、司汤达等人的小说；二是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以及明代冯梦龙和凌蒙初的“三言两拍”，记忆最深的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凡是教材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代表作，几乎都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如果说哪些作品对我产生过影响，当属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诗《野草》。尤其《野草》中那种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也越来越深。 读研究生以后，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读书习惯则从“泛读”改为了“精读”，也就是职业性读书。在此期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西方哲学书籍。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西方哲学书籍大量引进，从古典的到现代的，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为了赶时髦，同时也是为了写论文，于是便蜻蜓点水般地看了很多。说实话，大多数都似懂非懂。但有一本书我看的次数最多，那就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希尔撰写的《人论》，它使我真正认识到了人的本能需求，了解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其他大半时间都花在了专业读书上，读了很多中外文学名著，精读使我受益匪浅。举个例子吧，当时导师让我写一篇经典文本的阅读感受，于是便找来了《文学季刊》上的《雷雨》初刊本，晚上整整读了4个多小时。反复阅读《雷雨》的“序言”，觉得这部话剧作品绝不是反对封建家长制那么简单。我把这一想法写成了一篇文章，忐忑不安地寄给了曹禺先生本人。后来，日本学者牧阳一告诉我，曹禺先生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他，他参考了我的研究思路，并在博士论文中向我致谢。1991年夏天，我到天津开会路过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田本相教授的引荐下，专程到北京医院去看望曹禺先生。曹禺先生告诉我，1947年他访问美国时，就有美国学者同他谈到过这一话题。他鼓励我遵从本心，把这一课题研究下去。后来我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以《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为标题的博士论文。 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都在大学里教书，因为承担有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书也就读得多了起来。但主要是按照我的研究兴趣，有计划地读书。在这一时期里，阅读理论书籍或作品文本时，不再是单一性的理论“精读”，而是采取了一种“带入”性的体验阅读。这种体验式阅读，对我的学术研究促进很大，先后出版过10几本学术著作，发表过300多篇学术论文。 对我个人而言，专业读书是既快乐又痛苦的一件事情。说它快乐，是因为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万物的博大精深，获取更多自己无法知晓的人生经验；说它痛苦，是因为为了研究，就必须深度阅读、苦苦思索，从无数现象中去寻找规律，并将其归纳成一套理论体系，为此常常夜不能寐。阅读之苦，一般读者恐怕难以想像；然而，一旦有所收获，便会喜形于色。故我把这种专业阅读，称之为“苦中作乐”。 [书径] 经常是一目十行、泛泛而读，但眼睛里必须有“活”。只要自己的眼睛一亮，立刻停下来，将前后几段的文字回读，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就一定能够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书语] 书中没有黄金屋，却有无穷无尽的知识。 [近读] 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 梭罗：《瓦尔登湖》，译林出版社 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台海出版社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自荐] 宋剑华：《解构与重构：新文学伦理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以及“人与自然”等方面，全面分析中国新文学作家在传统文化“破”与“立”之间所表现出的复杂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