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说

　　□晏建怀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说明，唐诗与宋诗既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也是两种不同的诗歌之美。

　　如果说唐诗是璀璨的天空，星辰多而耀眼，那么宋诗就是平静的水面，能隐隐约约看到鱼儿舒适地游弋。前者浓烈，冲击力强；后者淡雅，耐人寻味。就唐诗而言，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那些代表“盛唐气象”的诗歌，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旷远苍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浩渺壮丽，崔颢《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深沉悠远‌，孟浩然《临洞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宏大壮阔，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苍凉，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坚定，李白《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恣肆，杜甫《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沉郁恢弘……它们合奏成一支时而高亢、时而雄浑、时而激昂、时而悲壮的交响乐，至今还响彻在历史和诗歌的天空。

　　宋人擅长说理，但不是说宋人只写此类诗歌，他们也有盛唐气象的诗，像陆游《‌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便是，只是不多，未成大气候。而宋诗之所以“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盖因宋代有大量的人写了大量的说理诗，形成了一种风格，达到了一定高度和规模。宋代说理诗，每一首都在说明一定的道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说明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观察问题要客观全面，不能主观臆断；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今天的话说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思想才不至于僵化，还有《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求“圣人之道”，不一定非要到泗水之滨、孔子膝下，世间万物皆有道，从寻常事物中悟道，亦能春风化雨。这些都是用形象生动的诗句告诉我们，生活、学习、追求过程中的一些道理，充满理趣。

　　正如宋人也写唐诗，唐人其实也写宋诗，或者说也写说理诗，像杜甫《戏为六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像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放言五首》“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等，句句都在说理。

　　说理诗有浅有深，有境有趣，但道理总是得说清楚，说明白，容易理解，这与抒情诗有很大不同，不像李商隐《锦瑟》《无题》那么费思量，又让人着迷，当然，也没那么曲折、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