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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从前段时间“复旦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学生家长举报”引发的舆论反应看，舆论和公众对那种滥用举报损害教师权益的行为，已经深恶痛绝。正当举报应受尊重，但恶意污名不可接受，评论区一边倒对沈老师硬刚和复旦应对的支持，便是这种舆论水温的体现。 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中小学，再到主流舆论，都在给老师撑腰，为什么很多老师仍感无力？问题在于，还须破除以下两个障碍，在舆论和制度层面为老师创造包容的环境。 其一，以消费思维看待教育关系的观念障碍。很多人习惯于将市场那套思维照搬到教育关系中，觉得送孩子接受教育，自己是消费者，而学校和老师是“服务提供者”——既然我是消费者，你就得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哪怕它是苛刻的、无理的、超出可满足限度的。这种关系认知下，“信不信我投诉你”这种消费场景中的施压逻辑就会挂在嘴上。实际上，绝不能用市场化那套逻辑来看待教育，教育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与托付，信任老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对育人者的信赖，信赖老师对孩子的良善用心与公正裁断。不在观念上理清这种关系，消费的优越感自然会滋长出滥用举报的戾气。 其二，“举报代表正义、被举报身陷污名”的结构障碍。这是一种结构性不对称的打击，举报成本近乎为零，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就可以完成，无须精准与穷尽举证。而被举报者则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得不疲于应对各种举证。打破这种障碍，需要为举报设置门槛，课以举证责任，并让诬告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问题很多时候不仅在举报的家长，更在缺乏原则担当的学校，如果学校能够贯彻举证倒置，有处置问题的事实自信和法规自信，老师也不至于被程序所拖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