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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脍炙人口的《傅雷家书》由译林出版社于7月出版了“丙午定本”。日前奉收此书，厚达560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翻阅定本全书，观赏书中多幅首次公开的傅雷朱梅馥夫妇和傅聪傅敏兄弟的照片，不禁想起自己与这部大书相关的几件事。 1984年12月，我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考证傅雷先生《法行通信》的文章后，由傅雷的忘年交吴德铎先生介绍，与傅敏先生建立了联系。后来他到上海，约我见面，我们所谈最多的就是1981年问世的《傅雷家书》初版本。我谈了我的阅读体会，傅敏先生则向我透露，这还只是一部分。 果然，《傅雷家书》后来不断有所增补，越印越厚，让我们读者有幸更进一步更全面地了解傅雷傅聪父子关于古典音乐、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为人处世的探讨和交流。没想到的是，我自己接着也参与了这项极有意义的增补工作。 199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记者林山木先生对傅聪先生的一份访谈，其中有傅聪提供的傅雷1966年8月致傅聪当时的夫人的一通英文信的节译，为《傅雷家书》所失收。我把此中译信提供给傅敏先生，同时编入了拙编《傅雷散文》。这是这通中译信首次与内地读者见面。 这封中译信是已知傅雷夫妇致傅聪家书的最后一通，也是这部最新的《傅雷家书》丙午定本的最后一通。我重新阅读，读到信末两句：“我每次只能看五分钟书，报上的长文都是妈妈念给我听的。这封信是由我口述由她打出来的”，再次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