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写作能不能虚构？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最近上课讲余秋雨，谈及韩石山对余秋雨《道士塔》的质疑：“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

　　到底历史写作能不能像写小说那样虚构？答案很模糊。《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提出的那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其实很难落到实践中去。中国人理解历史，往往是从人物入手，而不是事件，人物越鲜明，戏剧性越强，故事往往越好看。老舍说过汪曾祺写的《范进中举》“没戏”，就是他的剧本戏剧性太弱。后来阎肃看不上汪曾祺的编剧，也是因为这一点。

　　人物一旦成为理解历史的入口，写作者就很难停留在“某年某月发生某事”的层面，而会进一步追问人物为何如此选择、彼时心境如何。可这类内容恰恰是史料最常缺失的地方，于是想象便从证据的缝隙里生长出来。历史写作要解决的，或许不是“能不能虚构”，而是如何诚实地标出这种边界。若以想象代替考证，又以散文或历史的姿态宣称真实，那才是真正的问题。

　　最近看了萧易的《方山为城：南宋巴蜀抗元记》，书自然是靠谱的。但老实说，这本书的叙述并非讲故事的形式。人名一个接一个，都是连史料也未必记载的小人物，有时连这个人是元是宋都不容易分辨（中间还会历经投降-反正-再降的曲折）。其实易代之际或许便是如此，如山的血肉换来往往只是史书上的一两行字。我相信这是历史的原貌，但不是那些把复杂的中国史简化为一两条线索的阅读者想要的。

　　难怪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历史书籍，把嚼过的馍再嚼无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