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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特别的生活愿望，我会说，我想重新拥有一台电话座机，这样就不必手里总拽着一个东西，也不会在任何地方都被人呼叫。 我还想出门消费只使用纸币，这样我就能少花钱，每天按定量消费。 我想用写信代替发微信。就这些，没有了。要求不高吧？不高，但是也不容易做到。这三样东西原本属于我们生活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可是现在都已经边缘化，使得我们要把曾经的现实变成现在的理想，而且还不觉得实现起来有多么容易。 现在，这三样东西的好处都被手机继承下来了，同时还弥补了它们原有的不足，似乎找不到什么理由要掉转头用回它们，除非是为了拍戏，或者突然之间被什么东西刺激出对旧物的感情。 真要是出于对旧物的感情，在古旧市场待个半天就足够了，用不着占用愿望的指标。我们想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这些东西的作用，无非就是我们在充满高科技的生活中发现自己得了某种依赖症，或者因为过于方便之后反而觉得自己处处都不方便起来，比如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手机，不带就像丢了魂似的。说得透彻一点，我们现在是既怕别人联系你，又怕别人不联系你。这里的“别人”不是同一个人，他们有的是你期待的，有的是你想躲的，还有一些是意外的。在座机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随时找到你，你也无法随时找到别人，这就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留出了极大的空间。说白了，我们现在也可以在手机的极少主义似的使用中找到这一空间，但由于技术不在这一点上真正配合，我们的自制力就完全失效了。我们不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可怕的循环中，至少一部分整天不看手机不回信息的人会有这种自信，但事实是我们已经偷偷地调整了我们的可接受度，调整的理由就是过去的那些东西虽然值得怀念，但怀念不应该成为让它们重新出场的理由。 我们知道，纸币还在用，电话座机和信纸也能买到，要假模假样地回味一下过去的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我说的是真正的改变，是要真正找回思想和行动的活动空间，这个空间容不得一切都那么方便，因为方便就是不方便。 陈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