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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西欧诸国对美国的崛起感到惊恐，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的GDP翻了无数倍，谁可复制呢？所幸诸国虽热衷于探究美式增长的原因，却并未效仿它。因为巨大的财富不能跟想象中的奢侈和享受画等号，富裕掺杂了挣扎和悲伤。 比较历史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创作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关注的正是富裕鲜为人知的一面：与之相对，美式贫困毫无夸大，它不完全是贫困者自己的问题。倘说制度是刺激经济的强心针，那么贫困就是它的副作用。 普拉萨德首先纠正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即自由放任的美国并非没有政府干预，在许多方面，美国政府干预的程度更甚于欧洲诸国。最见成效的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貌似很有先见之明地阻止了沙利度胺流入市场，他国皆以为沙利度胺是安全的镇静剂，多年后才发现，用它来止孕吐会造成严重畸形儿。美国的全身而退，其实是因它过于严苛的药物审查制度，可想而知，审查制度之低效也长期遭到诟病——虽可防微杜渐，却让时日无多的病患失去了尝试新药的选择。类似的政府干预还有很多，而且与贫富不均的表象相反，政策的出发点往往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的。 基于此，普拉萨德模拟了一趟农民的旅行，借他们的眼去比较欧洲与美国的不同，尤其是他们关心的垄断势力、货币改革、税收以及商业管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有预想中的自由：“在打击大企业的同时向富人课以重税”、“以有损债权人利益的方式来帮助债务人”，这已然不讨富人喜欢，结果也没有真正惠及穷人。作者认为，“病因”是以消费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它跟时下热门的“供给侧”路径恰恰相反。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不设国家消费税的，因其自1920年代起就遭到农民和劳工代表的抵制，消费税在本质上是累退性的，即越是贫穷的人为生活必需品支付的税收占比越大。他们要求的是累进税，这似是间接的财富再分配，直至累进税的支持者休伊·朗经历了1931年的棉花危机：那年明明是特大丰收，却面临生产过剩，棉花价格大跌，成为农民的灾难。这一因果颇为吊诡。消费能力不足就以信贷来补缺口，然而实现信贷“平等获取”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弱势群体仍有阻碍。书中举了妇女的例子：已婚妇女需要丈夫的共同签名才能得到信贷，她们都被视为收入不稳定人群——罔顾事实究竟如何；相应的，离婚妇女会发现自己没有信贷记录，在最艰难的时期得不到周转，许多人因此真正陷入贫困。澄清妇女信用未必不如男性，这是女权团体长期活动的结果。 税收和信贷政策的另一面是让美国社会离福利国家越来越远了。究其原因，作者分析，是过高的累进税导致了“税收优惠”的政治主张，包括争取雇主提供的医疗福利，而非全国的医保制度——前者能够享受税收减免。其次，通过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支出和信贷的建模，作者得出结论，后者与前者成反比。于是，在低福利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数据不足以体现穷人的生活现实，就如GDP疯长的19世纪末期，一位农妇的肺腑之言：“与20年前相比，我们真实的财产规模是如此之低！”更甚者，不发达的福利国家，导向了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而这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也许在美国社会，相比于贡献了漂亮数据的高消费群体，高贫困率可以被无视。但如此代价高昂的“过剩”，是不是值得羡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