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李浩荣 李浩荣：您的散文对香港各阶层均有深刻的观察，但综观全貌，写得最多的还是“草根阶层”，能谈谈不同阶层给您的写作所带来的灵感吗？ 胡燕青：家父来港后一直当小贩，他原是设计师，妈妈是中文老师，我外太公宋季辑乃《共和报》创办人，所以我小时候家里虽穷，却从不缺书画。少年时代，我在深水埗长大，中学和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各有专长，有医生、教授、律师、工程师等，但他们跟我一样，多是草根出身。好玩的是，一部分会愈来愈喜欢表现自己是有品位的中产，而另一些则明白钱财地位的虚幻。退休后，我的知心好友相聚，玩的都是大众娱乐，例如去钓鱼，到山上走走，到街巷拍照……平民得很。我很喜欢美孚新邨，我目前居住的小区，介乎中产与基层，且渐渐滑向草根，因此面貌丰富立体。这种生活，给我的写作视野加添了很多细节。我最奢侈的消费，就是买一等一的水彩画纸给爸爸，没有想到家父直到离世都舍不得用，收在床褥底，如今都发霉了。现在我爱四处观察美孚的商店和人物，偷偷“摸清”其底细，例如观察每一家店子主人的性情，这很有趣。 李浩荣：您提出一种散文的二分观念——“埋身”与“离身”，当中有没有层次高下的分别？这种观念能否套用于其他的文类呢？ 胡燕青：“埋身”与“离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而是光谱式的，两类我都喜欢。我写《大学生活，苦不堪言？》是“离身散文”，因为自己已不再身陷其苦。在专栏发表意见，阐明一种观念，皆属此类。爸爸过世那一段日子，我感情难以抽离，只能写些悼念的文字，《大愚拙——献给说“阿门”的父亲》、《色彩的暗号——读父亲胡少鸣的画》、《纷纷开且落》，一共三篇。听专家说，人悲伤时，应该多晒太阳和多做运动，所以我便和弟弟到山上远足。山路上，我看见那些花花草草，不禁想起父亲画中的草木，由是写下《纷纷开且落》，此时的文字亦不得不“埋身”了。“埋身”与“离身”之论，套入于新诗也许可以，小说则好像不太合适。 李浩荣：您近期的散文，无论修辞或形式上，均变得清淡，例如《大学生活，苦不堪言？》一文，更是以点列形式书写，可谓尽洗铅华，能否谈谈这转变过程的思考？ 胡燕青：清淡，那大概只是相对于我早期的作品吧？《大学生活，苦不堪言？》算不算文学散文，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看见学生读书读得很辛苦，所以写了。每个学期，大学生均要修读六至七个科目，而功课都堆在学期末缴交。我见许多学生受“死线”逼迫，而家长老师又只懂得怪责年轻人没有时间观念，便尝试帮助学生学习时间管理，计划好每一个学期的“行程”，只此而已。中学时，老师会督促学生交功课，但大学不一样了，老师不会监督着学生。《大学生活，苦不堪言？》我既写给大学生看，也写给家长读，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子女的大学生活。 初学写作，我羡慕余光中先生的笔法；他描写精彩，用喻精湛。现在写作，我同样注重描写，但那种描写稍微偏向叙事。年轻人写作，生怕别人看不出他的功力，会尽力在作品里表演花式。成熟的作家，随着年龄与信心的增强，笔调会渐渐放松，那是一种释放，读者喜欢与否，他已不太理会了。年纪大了，我很怕读到那些做作的文字，更怕那些“故意扮不做作”的。 胡燕青，祖籍广东中山，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于广州，八岁往港定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修中文和比较文学。曾任浸会大学语文中心副教授，设计并教授语文及创作科目。2014年退休，目前为翻译编辑及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荣誉作家。中学时代开始写作，作品包括新诗、散文、小说、少年儿童文学及阅读随笔，后亦从事翻译工作。作品包括《折页》《木芙蓉》等诗集，《好心人》《过程》等小说集，《一米四八》《野地果》等中篇少年小说，《虾子香》《帐幕于人间》等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