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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霞艳 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出版之后，一定程度改变了国内读者对林语堂的认识。大多数人只记得林语堂曾挨鲁迅批评，是大众熟知的“幽默大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难来临之际仍倡导闲适的小品文。由于鲁迅的文学实绩和后来越来越高的文学地位，凡是与鲁迅论争过的作家很长时间都处于不利地位。此外，由于林语堂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是在国外及港台度过，很多著作又是用英文写的，所以对他的认识就不仅有偏差，还有语言翻译上的隔阂。 林语堂有一副流传广泛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确，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世界化程度最高的，他自幼受家庭宗教文化的影响修习英文，念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在清华任教，留学，在哈佛拿了文学硕士学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终生保持对语言学的兴趣，与赵元任交谊颇厚。这个兴趣还让林语堂陶醉于捯饬中文打字机，发明成功还申请了专利，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专利给他带来了累累债务。 传记重现了林语堂与周氏兄弟的交往，还有与赛珍珠夫妇长达二十年的出版合作以及友谊的破灭过程。可以说他的写作是率先具有市场指引意识的，他的心中有读者的位置，这和当时的文学语境有很大的差别。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林语堂那样靠英文写作在国外过着宽裕的生活，他在英文世界的影响力没有哪位作家能与之媲美。他的《生活的艺术》1937年出版后，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待了整整一年。《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让美国普通读者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一位东方的智者，是一位懂得生活艺术的哲学家。 林语堂有真性情，他始终忘不了心底的文学梦，他办刊物，写杂文，编字典，还一直渴望翻译中国的经典名著《红楼梦》，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赛珍珠夫妇的支持，赛珍珠的丈夫华尔希是约翰·戴出版公司总裁，也是一位眼光独具对出版市场有准确判断的出版家。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创作了他的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他的小说从形式上有着《红楼梦》家族小说的明显痕迹，从精神内里看既有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又有着西方文化的渗融。比如《京华烟云》原本是打算叫《木兰》的，木兰是小说的主角，也是作家心仪的女子，“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木兰替父从军，不仅有勇有谋，还有罕见的人格的光辉。 在《风声鹤唳》中，林语堂继续书写抗战时代的爱情，战争的黑暗与爱情的光芒形成对照，使诸多人物都成长了，他们对爱情和友谊的认识都得以升华。开篇，落难女子投奔大家庭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孤苦伶仃的林黛玉进贾府。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林语堂完全师从曹雪芹，他赞美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意义并不只是生育工具或贤妻良母，而是精神的互相照耀。 林语堂让陷入困境的舞女梅玲得到了美好的归宿，且在抗战中不断成长、强大，最重要的是梅玲的爱具有启示他人生命的力量，能够温暖他人、照耀他人。富家公子博雅对美貌而知形的梅玲一见钟情，这很俗套，男才女貌而已，但要为她离婚给她正式的名分就突破了旧窠。在逃难的过程中，梅玲从博雅的朋友老彭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力量。由于男性的启蒙，与博雅和老彭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让梅玲从古典女子变为现代女性丹妮。老彭已经四十五岁，佛教徒，生活清简，关心身边每个具体的个人，身体力行去帮助他人。在与老彭建难民房、帮助一个又一个难民的过程中，梅玲感受到内部生命的唤醒，同时意识到卿卿我我的男欢女爱是不具备生长性的。心灵深沉的牵挂取代了肉欲的朝朝暮暮，丹妮的内心世界扩大了，人生境界藉此升华。 博雅原本只关心个人才华实现，也因为老彭的影响和梅玲的感染变化了，他的精神得救了，积极投身抗争，并为了成全他们的爱情而在敌人的肉搏战中牺牲。在老彭身上也有着林语堂本身“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的影子，他既勇敢地担负起现世的责任，又在精神性上有所超离，入世的实践与出世的情怀达成一种和谐。 林语堂一方面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声誉为当时中国同盟国的位置摇旗呐喊，另一方面也以创作的人物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歌颂中华民族坚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爱情。今天阅读《风声鹤唳》，在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受到林语堂高尚的情操和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之情。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过去有过去性也有现存性。我们时刻处在认识河流之中，现在可以改变过去，过去同样改变现在。儒与道，出世与入世在林语堂笔下调和并重生。小说中的人物在困境面前不悲观，不绝望，不自暴自弃，身体力行地去改变危局，关心具体的生命。在现实的泥淖前持清洁之心，临困境而逸兴不减，这是林语堂自苏轼等古典文人身上接续的旷达襟怀，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