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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中西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到了20世纪被欧洲的作家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颠覆，意识流、内心独白、时空交错、语言变异以至魔幻写实等成为新的技巧典范。“新潮”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在美国当研究生时咬牙切齿，伴着厚厚一册“导读”而读，折腾自己，而不能竟全功。后来重读，只读其片段而已，同样辛苦，叹息一声，此书虽然名满天下，还是由它去吧；它合该藏诸名山，由乔伊斯的专家继续去钻研。 内地某大学有一位教授指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同样名满天下——为阅读对象，上课时讨论，学生叫苦说读不懂，教授说：“让你读不懂的作品，才有成为伟大作品的可能！”现在的小说作者，要给自己“伟大”的可能，当然可选择创作这类“新潮”、“前卫”的小说。海峡两岸都有向往“伟大”的小说家，都如此奋力学习、书写。其实《尤利西斯》和《百年孤独》都不新了：前者在1922年面世，后者诞生至今，也年过半百了。 我欣赏的是反映现实社会人生、不“新潮”、不难懂的小说。不难懂，但经得起一读二读三读，也就是“耐读”。其耐读或源于情思含蓄有余味，源于章法经得起细细分析；其耐读或源于语言精警，理趣盎然，多次阅读——名副其实的“悦读”——仍然令人拍案惊叹。第一种耐读的作品可以鲁迅的《药》《祝福》、白先勇的《冬夜》《游园惊梦》等短篇为例（还有乔伊斯的《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第二种耐读则可以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为例（还有戴维·洛奇的校园小说如《小世界》[Small World]）。 写作小说，当然不限于这两个类型；即使限于这两个类型，在题材和写法上仍然大有创新的空间。文学创作顾名思义，应该创新，但创新与难懂不是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