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首先,核心的原因是问责的不平等。制度对无权者严厉,却往往轻易放过权势阶层。除此而外,人们对制度的不满情绪加剧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全球金融危机的“宿醉”经过这么多年也未能完全消散;经济回报无法得到公平分配,社会流动遭遇结构性障碍;劳动者对未来工作前景忧心忡忡,年轻人普遍感到无法达到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个反复出现、难以根治的毒瘤:腐败。滥用公职谋取私利,构成更广泛的信任危机的源头,既破坏了经济健康,又侵蚀了社会凝聚力。 其次,当下的社会出现了影响力倒置。历史上人们受到影响的方式基本是自上而下的,但现在,我们对同伴的信任造成了影响力的反转。精英和权威在步入黄昏。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说,他们不再信任专家,对同乘公车上班一族的信任超过了经济学家。 第三,技术以及信息传递方式的转变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回声室,这些回声室肯定了我们现有的观点并加剧了我们的恐惧。 分布式信任是水平流动,而不是垂直流动。现在,信任和影响力更多地取决于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甚至陌生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精英、权威和机构。 分布式信任实际上使我们回到了旧的村落模式,但是如今,这些村落居于全球舞台上,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得到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