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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本栏上周提到的“骚哥闹剧”，时隔二十多年，学术界年轻的一代，大概不知道这段历史：“先进”的时髦学者，喜欢在论文里大量采用新流行或自创的术语，行文迂回，导致论文艰深难懂，令高阶读者以为自己弱智。学术的歪风劲吹，有识之士叹息之余，来了一个恶搞，就是1996年出现的“骚哥闹剧”。 话说纽约大学的Alan Sokal教授针对歪风，“精心”炮制了一篇长而艰难的“学术论文”，里面十花十六门的科学社会人文各种术语和理论充斥，把它投给著名学报《社会文本》，蒙其编委及匿名评审衮衮诸公通过，予以发表。发表之日，Sokal预先写好的闹剧本末声明也公布了。原来其“大作”弄虚作假、胡说八道，一大堆的术语，一大串的征引，都不过是装腔作势、眩人耳目而已；其营造的“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而且材料大都是赝品。 学术界为之骚动，丑闻由美东传到美西，还传到欧洲。《社会文本》的编委包括詹明信，就是那个年代在内地学术界大受推崇的著名文化理论家。他当时有没有亲自评审投稿，我们不知道；其他的编委和参与审稿的专家，总难辞其胡审乱审之咎吧！后来美国Nebraska大学出版社推出专书细述此事件，此书有中文翻译本。 崇奉艰难晦涩的文字，诗也好，小说也好，论文也好，西方已流行了百数十年；中华学者大受影响，乃有撰写论文，要“艰难处理”之说。种种理论、话语，都以西方马首是瞻？都以西方专家作为权威，作为我们的“老板”？当然有说不的。近日听到张维为教授说：我们不要为西方的话语“打工”。吾与“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