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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80年年底吧，钱钟书到访日本，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叫《诗可以怨》。 钱老洋洋洒洒，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谈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的问题，一字以概括之，“怨”也。他信口开河，东拉西扯，看似不经意，结尾处却慎重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 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短小说《伤痕》而启动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其影响所及，各个艺术门类都卷入其中，包括美术在内。钱钟书以其聪慧明智，内心自然明白所出现的一切。不过，他仍然刻意保留其名士风范，拒绝所谓的“思想”包装，以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掉书袋”的方式，悄然加入到这场旨在催人泪下的情感表现主义加唯美浪漫主义的新时期艺术运动当中。 钱钟书“掉书袋”的功夫非寻常人可比，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相当惊人。至少当年我翻阅四卷本的《管锥篇》时立马望洋兴叹。而且，我相信不少立志于文化工作的后进者们，也会产生如我一样的敬畏。反正，这一辈子再努力读书，肯定也掉不进如此浩瀚、涉及众多语言的“书袋”里头。 “诗可以怨”，古人深刻地了解这个浅显的道理，知道诗是“蚌病成珠”的产物，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悲苦，就不要“无病呻吟”！一旦有了悲苦而且真切，以情入诗，诗之感人也就必然如此如此这般了。说到底，一部文学史，说来说去，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