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洞穴”与“讲台”

　　□潘国灵[香港]

　　当我进入状态的时候，再纷扰的空间我都可以写作；当我不在状态的时候，再宁静的空间也是枉然。有一段日子我待在家里写，像入定于书房；有一段日子我流浪地写，在旅馆中写，在咖啡馆中写，在路上写；有一段日子不过想嗅嗅人气，每天乘车回大学图书馆写，周围的学生成了写作的帷幕，其实根本没有交谈。

　　“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文学”，的确，文学的本相总是带着双重性的。作家某程度上都是“双栖动物”，隐喻或直指而言，他同时存在于“洞穴”与“讲台”。何处是洞穴？等于问何处是吾乡（以文字作故乡），很难有人比多哈斯说得更动容：“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写作者都有隐匿、潜行的倾向，必要的孤独，旷日持久地跟自己玩一场隐秘的捉迷藏。但处于后现代“表演型”社会，写作者时而也走上讲台，转换成“说话者”的另一身份，自我协商其中的距离和交集。他时刻都在玩着一块自制的跷跷板，一头是自己，另一头是另一个自己，在言说与写作之间，在此处与他方之间，在消隐与可见之间摆荡。沉默不一定无言，可见不一定可信，文学的萧条可与文学活动的缤纷共存。

　　是的，谈文学存在的场所、作家写作的空间，我以为必然同时触及不同层次。日常可见的空间固然重要，如书店、文社、讲座、诗会、文学节以至媒体空间如杂志刊物等，作为生活的人，这些场所自是少不了作家的身影，一定程度它们亦是一地的文化土壤，写作的摇篮。但单说日常性，始终未能完全深入写作的本质。因为在寻常/日常的空间之外，文学还必有一个隐秘的维度，你可能叫它作极限、尽头、晦暗空间、死亡空间。文学家的存在样态，就在日常空间与尽头之间摆荡、在世界迷宫之中走出一条路途、企图在封密的世界中撕出一道裂缝、缺口，真正的文学空间，寄存于种种双重吊诡之间撑开的延异、间隔。在这意义上，文学人是不可能停栖于一点的。

　　但以上说到日常空间与晦暗空间，看似一实一虚，但两极亦可重叠并存，而且常常亦是如此。因为文学家都懂得或不由自主地以一对“阴阳眼”来观照世界。所谓“阴阳眼”，也就是在眼目所见之上叠加一重“负片”的幽灵想象，于是日常便不止于日常。所以班雅明将拱廊街看成巴黎城市的微缩，从资本主义的盛世中看到废墟和末世。

　　世界有很多个城市，但城市之中亦有许多个世界，不同的人群都赋予书写者不同的可能。如果你问作家生活于什么场所，作为一个生活的人和白日梦游的人，那答案必然是多重和犹豫的。我寄居于这个地方，但同时浮游于意象世界与寓言空间之中。书写者总是在入世与超脱、生活与冥想、地方关怀与世界出逃之间，徘徊不定，在与不在，这也是谈“作家存在的场所”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