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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叙

我的“洞穴”与“讲台”

来源:羊城晚报     2020年04月26日        版次:A06    作者:潘国灵

    

  □潘国灵[香港]

  当我进入状态的时候,再纷扰的空间我都可以写作;当我不在状态的时候,再宁静的空间也是枉然。有一段日子我待在家里写,像入定于书房;有一段日子我流浪地写,在旅馆中写,在咖啡馆中写,在路上写;有一段日子不过想嗅嗅人气,每天乘车回大学图书馆写,周围的学生成了写作的帷幕,其实根本没有交谈。

  “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文学”,的确,文学的本相总是带着双重性的。作家某程度上都是“双栖动物”,隐喻或直指而言,他同时存在于“洞穴”与“讲台”。何处是洞穴?等于问何处是吾乡(以文字作故乡),很难有人比多哈斯说得更动容:“身处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一个洞穴之底,身处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写作者都有隐匿、潜行的倾向,必要的孤独,旷日持久地跟自己玩一场隐秘的捉迷藏。但处于后现代“表演型”社会,写作者时而也走上讲台,转换成“说话者”的另一身份,自我协商其中的距离和交集。他时刻都在玩着一块自制的跷跷板,一头是自己,另一头是另一个自己,在言说与写作之间,在此处与他方之间,在消隐与可见之间摆荡。沉默不一定无言,可见不一定可信,文学的萧条可与文学活动的缤纷共存。

  是的,谈文学存在的场所、作家写作的空间,我以为必然同时触及不同层次。日常可见的空间固然重要,如书店、文社、讲座、诗会、文学节以至媒体空间如杂志刊物等,作为生活的人,这些场所自是少不了作家的身影,一定程度它们亦是一地的文化土壤,写作的摇篮。但单说日常性,始终未能完全深入写作的本质。因为在寻常/日常的空间之外,文学还必有一个隐秘的维度,你可能叫它作极限、尽头、晦暗空间、死亡空间。文学家的存在样态,就在日常空间与尽头之间摆荡、在世界迷宫之中走出一条路途、企图在封密的世界中撕出一道裂缝、缺口,真正的文学空间,寄存于种种双重吊诡之间撑开的延异、间隔。在这意义上,文学人是不可能停栖于一点的。

  但以上说到日常空间与晦暗空间,看似一实一虚,但两极亦可重叠并存,而且常常亦是如此。因为文学家都懂得或不由自主地以一对“阴阳眼”来观照世界。所谓“阴阳眼”,也就是在眼目所见之上叠加一重“负片”的幽灵想象,于是日常便不止于日常。所以班雅明将拱廊街看成巴黎城市的微缩,从资本主义的盛世中看到废墟和末世。

  世界有很多个城市,但城市之中亦有许多个世界,不同的人群都赋予书写者不同的可能。如果你问作家生活于什么场所,作为一个生活的人和白日梦游的人,那答案必然是多重和犹豫的。我寄居于这个地方,但同时浮游于意象世界与寓言空间之中。书写者总是在入世与超脱、生活与冥想、地方关怀与世界出逃之间,徘徊不定,在与不在,这也是谈“作家存在的场所”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