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寄宿的日子

　　□龙建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12岁小学六年级到17岁去当兵，这段时光我都是离开父母在外求学。离开父母住校，心里最大的窃喜就是不用受父母管束，空气是自由的，校园角落里每一处地方都是自由的，整个人更是自由超凡。不过，除了自由的感觉以外，心中还是对接下来的独立生活暗自慌张。说是宿舍，其实就是一间老旧教室里摆满了上下铺，一张木床挨着另一张木床，除不堵住两个门口外，床铺在宿舍里形成了一个标准的“回”字形。屋子中间花电线上挂着一盏50瓦泛着黄色光的电灯泡，南北两边各有两大格用报纸糊着的窗户，大家带来的木箱子、桶或脸盆，都是放在下铺底下靠里墙，虽说没有条件整齐划一，但学校还是有要求不能显零乱。

　　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做了上下左右邻舍，兴许都是头一回寄宿的原因，第一个晚上大伙睡得都不安稳，不是你翻身，就是他轻轻地呼叫邻铺，要么就是戳一戳上铺睡觉了没。深夜的校园很寂静，宿舍里散发着一股酸酸的脚丫子气，有同学发出“咯咯咯”磨牙声，窗户外不时传来山上不知名动物的“咕咕咕”声响，我开始有一点点的害怕，脑海里有一丝丝想家，想爸爸妈妈和小自己6岁的可爱弟弟，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稀里糊涂就睡了过去。

　　寄宿的一日三餐在伙房排队打餐，那时叫搭伙，老的计划经济和刚刚开放的市场经济并轨存在，食堂这一概念在乡下属于外来词。我们需要每个月背一袋子30余斤的大米去学校，交纳3块钱加工费，然后换取一两、二两、三两的一叠塑料饭票。很郁闷的是，在家里由父母反复称好的斤两，到了厨房师傅那儿就会少个一斤两斤，仔细想来，一路奔来不曾见自己撒过一粒米。我胆小，不敢跟厨房的人辩解，最后只能听之任之。每餐的米饭就用粮票兑换，菜大部分时间还是要用钱去买：五分钱的青菜，一毛钱的水煮油豆腐，最贵的是二三毛钱的鱼、肉。

　　春节过后到立夏之间的气温比较适中，我们大多数寄宿的学生会带上几罐干辣椒腊肉、剁辣椒、霉豆腐乳、洋姜等。想要省钱，那就必须好好地利用这些带来的菜过日子，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是一小坨豆腐乳对付一碗米饭。学校里打饭打菜的地方就一个窗口，窗口木框不知经历过多少届、多少学生的磨蹭，虽然老旧不堪，但黑得锃亮，像抹了一层厚厚的油。打好饭菜之后，大家就在操场边石板乒乓球台周边，或围成一堆，或席地而坐，遇雨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解决。那时吃饭是学校里一道很美的风景，男女学生绝对地分开，要不然就会有暧昧的传闻，这很容易遭教导主任约谈。聚在一起吃饭就是一场临时搭建的分享会，大家会评一评谁家剁辣椒最好吃、酸甜辣合适，谁家的腊肉最地道、色香味俱全。偶尔，有人不小心碰碎了别人的一玻璃瓶豆腐乳，掉在泥巴地里也没法收拾，只好拿自己带来的干菜等量赔偿，然后这一周除了靠同学救济，就寻思着如何靠五分钱一餐的青菜熬过剩下日子。

　　洗澡是学校寄宿生活里最不可磨灭的记忆。很多次从学校回去家里，耳根子后面，衬衣领子上，一般都留有印痕很深的污垢，这会成为那时村子里眼睛比较“尖”的八卦阿婶们的笑资。学校里的澡堂，热水肯定是不奢望，除非你花钱预先从锅炉房里买过一壶开水。澡堂里水龙头流出的水永远细得像头发丝一般，如果你不去与时间竞赛，很可能洗到一半就会没有了水。上高中那会儿，男生宿舍前有一口水井，夏天里洗澡绝对地要抢，抢位置、抢井里的水量，毕竟水少人多。我和要好同学几个常常会结伴一起去，一来人多势众，也可以互相帮忙，譬如打水洗头、擦个背什么，另一个是我有“小九九”，蹭同学洗发水。说起来现在的孩子不会相信，我到16岁才用过洗发水，那时一头乌黑的浓发三七开，用过海飞丝就基本上没有头皮屑，比自己的肥皂不知强多少倍，心里直偷着乐。

　　寄宿的日子，对我来说诱惑最大的是校门外火爆的电子游戏厅，梦想的奢侈品是一台普通的随身听，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我清楚自己口袋里那几块钱有更需要的地方，所以连游戏厅的门都没有进过。

　　小学、初中、高中，随着寄宿环境一年比一年好，父母给的零花钱也一学期比一学期多，我慢慢品味着成长，懂得了珍惜，学会了知足，这种感受一直伴随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