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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家庭的三代广州缘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4月20日        版次:A11    栏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征文大赛作品选登    作者:海娆

    

  □海娆[德国]

  

  正在为文中的多洛丝写回忆录,时常为她对中国尤其是对广州的深切怀念所感动。恰巧见到征文启事,便以她的口吻写成此文。文中内容全部属实,部分来自多洛丝的口述,部分来自她提供的影印件——

  

  外公外婆在广州沙面结婚

  

  我叫多洛丝,今年已经85岁。我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我却出生在中国南方。粤语是我们家的第一语言,英语和德语排第二、第三。

  那个地方叫广州。

  我们家最早与广州结缘的人,是外公。外公名叫Charles Souders Paget,中文名叫伯捷,是一名美国土木工程师,1874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02年到广州,为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他负责勘测从三水到广州的路段。1904年,外公与澳大利亚建筑师普奈尔合作,在广州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他们为广州设计并建造了很多建筑,其中的大部分至今尚在,比如粤海关红楼、瑞记洋行新楼、花旗银行新楼,后来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水泥厂等。因为外公首次将钢筋混凝土技术应用在广州的建筑中,有人称他为“广州现代建筑之父”。

  由于新婚的妻子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普奈尔于1910年返回澳大利亚。此后公司由外公独自打理。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社会动荡不安。但外公和外婆坚持了下来,并迎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外公很拥戴孙中山,积极支持新政府。

  1921年,外公被聘为广州市政厅设计委员,设计了广州消防局等建筑。1933年,外公不幸病逝,葬于澳门。

  1878年,一对著名的美国溜冰冠军在纽约长岛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她就是我外婆:Henrietta Mead。嫁给外公后,她被称作伯捷夫人。外婆也曾经热爱溜冰,梦想要成为父母那样的溜冰冠军。但她的命运在与外公相恋后发生了转变。1905年,年轻的外婆为了爱情,告别了故乡和亲人,独自横渡太平洋,来到广州,并从此爱上这片陌生的土地。

  1906年,外公外婆在广州沙面结婚,随后生育了两儿一女。三个孩子都在广州出生,由当地的中国阿妈带大,会讲流利的粤语,爱吃广东风味的中餐。

  为了给妻儿们一个更好的家,外公在广州郊外的荔湾芳村买下一些小墓地,凑成足够大的地皮,亲自设计建造了一幢漂亮的大房子。房子一楼一底,钢筋混凝土结构,西洋风格,所有的玻璃、电器、管道、卫生设施,都从美国进口,地板和楼梯的木材则是从菲律宾进口。

  晚年的外婆总喜欢说,她在那房子里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孩子们也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而最让外婆自豪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领导人,曾到家里作客和开会。外婆独立,坚强,智慧,勇敢。在孩子们都长大后,1926年,她在沙面岛上开了一家古玩店,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她被迫离开中国。但中日战争一结束,她就迫不急待又回到广州,因为三个孩子都在这里:我的大舅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工作。香港沦陷时,他正在香港,被日本人抓进了赤柱监狱,并与外婆同年被遣返回美国。但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香港工作。我的小舅曾在香港接受英国海军建筑师培训,也在香港。

  1941年12月8日凌晨6时,当日本人闯进她沙面岛上的家、强行将她拖走时,她还穿着睡衣。她请求让她穿上外套再走,也未获准许。而她辛苦经营了15年的古玩店、积攒一生的财富,全都因为日本人的到来而化为乌有。

  

  父亲与母亲在沙面一见钟情

  

  我父亲是德国人,名叫Ludwig Werner ,中国人叫他威尔纳。1902年,父亲出生于德国汉堡,后来进入一家贸易公司,于1924年被派到广州。两年后,他在沙面岛上与母亲一见钟情。那年母亲才15岁。

  1929年,他们在广州结婚了,婚礼就在外公家那幢漂亮的大房子里举行。1931年,哥哥卢迪出生,1936年我出生。1938年,父亲调任德国合步楼公司驻香港代表,我们全家从广州搬到香港干德道。

  那年夏末的一场大雨,将宾馆外的马路淹成一片汪洋。10岁的卢迪跟小朋友去水里玩耍,不幸染上疫疾身亡。他的骨灰后来被运回香港,葬在欢乐谷。

  1939年,父亲作为公司驻中国的总代理,告别了他生活工作了15年的广州湾,去了重庆。我们家在重庆住了十年,但我于1946年就离开了,去上海读书,只在寒暑假才回到重庆跟家人团聚。1951年,父母又安排我到香港的迪切森女校读书,我从上海乘坐了两天一夜火车,又回到香港。在香港读书这几年,我彻底跟家人分开了。

  父母1954年才到香港,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母亲在长洲岛上租了一幢能360°看风景的房子。那是一幢灰色的水泥房,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它设施简朴,其实只是避暑房,但对于当时的我们,它已经相当奢华了。

  父亲不久在德国找到新工作,全家得一起去德国。这让我十分沮丧。我已经深深爱上香港,这里温暖的气候,丰富有趣的生活,可爱的亲戚和朋友们,都让我难分难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与西德恢复外交关系不久,父母就迫不急待地重返中国。往日生活的大部分痕迹都还在,只是旧了。尤其是母亲当年的家、那幢名噪一时的“广州白宫”,荒芜衰败得让人不敢相认。唯有花园里那棵普奈尔当年从澳大利亚带来的桉树,还在老地方枝繁叶茂,静静地等待,就像一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儿时伙伴的归来。母亲一眼就认出它了,禁不住环抱着树干泪流满面。

  1987年,我和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也踏上回中国的寻根之旅。重庆,上海,广州,我们一路寻来,不胜感慨。那些当年住过的房屋、生活过的地方,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杳无踪影。让我欣慰的是,在沙面岛上,外公当年设计和建造的大部分建筑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风霜,依然古朴、优雅、坚定。

  1992年父亲病故,仅仅半年之后,母亲也随他而去。他们在一起幸福生活了六十多年,相亲相爱,白头到老。感谢广州,成就了这段美好的姻缘,也成就了我的生命。如果没有广州,他们还会相遇吗?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我吗?暮年的父母回首往事,念念不忘广州,不忘他们在那里相遇相恋、成家生子的幸福时光;不忘他们唯一的儿子、亲爱的父亲,还在那里长眠。

  父母去世一年后,我与家人再次到中国,携带着父母的遗像。我们重走了他们在广州和香港居住过的地方,拜访了亲友,去了欢乐谷看望卢迪。这次旅行让人惊喜。中国变得富裕了,广州的街道宽敞整洁,高楼林立,城市繁荣,沙面岛上还有现代化的五星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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