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团正红犹在眼前

　　□谢新源

　　文学编辑家、评论家崔道怡先生，2022年7月17日在北京去世。我是一周后方才得知这个消息，惊愕中陡生哀痛。虽然与崔老师只有过一面之缘——在一次笔会上听过崔老师的课，但他驻留在我眼底的一团红，却让我足足忆了23年。

　　1999年10月底，北京已进入初冬，从长城那边刮来的北风含着凛冽，让山区早早地下起了雪。位于城西门头沟之西的妙峰山银装素裹，解放军总后勤部文学创作笔会就在这山脚下一座军营里开班了。我特意提前一天拖着行李箱前来报到，从遥远的广州。

　　那天，天色依旧阴沉，雪未再下，我们近五十位年轻的业余作者端坐教室，用热切的目光、热烈的掌声，迎来了由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领进教室的崔道怡老师。他一米八五的个头，高大却稍嫌瘦削，面色微黑，头发花白。那年，他66岁，刚从《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休。最让我们惊奇的是，是他的着装——整个上半身都是红色：大红毛衣外套、大红夹克，加一条大红围巾，里面还扎着暗红色的领带。主任照例要先讲几句的：“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可是崔老师一听说要给我们总后部队的年轻业余作者讲课，放弃了午休，急着赶来。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对崔老师表示欢迎和感谢！”崔老师立刻站起身，谦逊地向我们鞠躬。他一口东北话，口音浑厚、有磁性，话语热情、奔放，开门见山地说：“作者，创造美；编辑，审读美。鉴定作品其实就是鉴定作家，它们有着相同的审美标准。如此说来，把我作为文学编辑所积累的几十年审读感悟，与在座的各位作些交流，或许就能帮助到大家。”

　　我们得知，崔老师是辽宁铁岭人，1956年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进入《人民文学》杂志社，从普通编辑做起，到1998年65岁时退休。他做过杂志社小说组组长、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发现并推举众多文学新人，编辑、审发了大量精品力作；他还担任过多个文学奖项的评委，自身亦获奖数量可观。

　　我记得那天崔老师的授课题目是《如何鉴定文学作品》。他以小说创作为例，用下午三节课的时间深入地展开，讲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语言、细节、情感；争取别有洞天的意境；好作品应有的“四个力求”。他妙语连珠、风趣幽默地说：“情节是硬件，细节是软件；情节可以是假的，细节必须是真的。文学本来所表现的就是人的情感、心理；多情作动力，灵感做前驱，想象开天地，巧言出新奇；能杀能恨才能文。意境，就是营造作品的别有洞天……”言语间，他脱口而出的一些自悟或借用大作家们的名言警句，至今犹在耳畔。诸如：作家应该手持筛子，在生活的尘土中筛选出金子，打造出金蔷薇；作家应该是语言的富翁、知己、主人；语言，能够在一瞬间使你的作品成为永恒。又比如，福楼拜曾说，我费尽千辛万苦，为我的项链寻找珍珠；老舍曾说，语不惊人死不休……

　　崔老师讲课，一直情绪高昂，满腔炽热，就像他身上穿着的大红毛衣、大红夹克，红得夺目，点燃了他自己的激情，也深深地感染和感动着我们。或许，因为他毕生从事编辑工作，对文字有种独特情感，对表达有着某种特殊的执著，即便是口语授课，所用到的每一个字，亦满怀近乎神圣的崇敬。

　　课间休息，大家情不自禁地纷纷围上去，不放过当面讨教崔老师的机会。面对大家的你一言，我一语，崔老师显然已经口干舌燥，也只是随手喝了口保温杯里自带的茶水，还是那么耐心诚挚地回应大家。有人不失时机地邀请崔老师合影留念，他也乐呵呵地笑着答应。就这样，他身上的那团大红色，深深驻留在我的眼底。

　　三节课的时间似乎一晃而过，我们都意犹未尽。可因为诸事在身，原本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崔老师，不得不匆匆离开。我们都涌出屋，依依不舍地目送着那团大红色，渐渐远去到营区大门尽头。

　　我当时并未想过，这短短三节课竟能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因为在那之后，我不自觉地就在平时写得多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中加入了小说的创作手法，从语言、细节、情节到意境的营造，都有所改变、突破，这种改变是我始料未及的，而在读者眼里却明显增强了创作的动感、空灵感，情感表达亦愈加充沛，甚至得到不少评论家们的关注。因此，崔老师这堂课之后的23年里，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激着他。

　　但这堂课之后，我竟与崔老师再无缘交集。我关注到他的行踪和消息，通常都来自于他参加各种活动时的报纸报道，每一次配发的照片中，我都能看到那一团红色——他始终爱穿一袭红装，似乎成了他的标志。

　　“思想力求有深度，人物力求有个性，故事力求有新巧，结构力求有美感。”这是崔老师那天授课结束时，对我们提出的“四个力求”写作希望。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铭记着、践行着。此刻，仿佛又看到那团正红色出现在眼前，看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奕奕神采的演讲，看到他的豪爽、奔放和激情四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