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秋川 我自小生于广州,父辈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母家却是地地道道的老广州。我如今能说流利的潮州话,在广州的同龄人中是很稀罕的。这归功于我幼年时奶奶潜移默化的影响。 两岁半时,父母忙于工作,分身乏术。他们商量后,决定把我托付到潮州寄养一段时间,由奶奶带,这一住就是大半年。来到潮州,我一开始因为离开父母不适应,哇哇大哭。奶奶抱着我老哄不住,便指着墙上泛黄老日历上的日期,一个个地念上边的数字。我听不懂她的陌生乡音,哭得更厉害了。 奶奶早晨习惯到附近的西湖公园遛遛弯——这是她每天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在那儿,她结识了很多岁数相近的老阿姨,她们总喜欢凑在公园长廊上聊天解闷——说的自然是潮州话。我就乖乖地坐在奶奶旁边,听她们张家长李家短的。久而久之,听着听着,我渐渐熟悉了那么一些字眼,也理解了它们蕴含的意味: “买咸”就是买菜,“钱葱”就是马蹄,“地豆”就是花生,“人客”就是客人……更奇的是,言谈中还掺杂着不少匪夷所思的土话和俚语:“鸟嘴”就是八卦,“浪堵”就是生气,“恶雨”就是淋雨,“过脚事”就是过去了的事…… 春节前后,老家的四合院里总会买上一两盆柑橘,奶奶没事就摘几个喂我。她剥开橘皮,从橘瓣的一角咬掉一口吐掉,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那一角撕开橘衣,露出内里金澄澄的饱满橘肉塞进我口中,一边擦拭我嘴角溅出的橘汁,一边接我吐出的橘核,用乡音念叨着什么。幼小的我,便坐在奶奶腿上,奶声奶气、一字一句地学着奶奶说 “吃橘子”“橘皮”“一粒核”……我努力地模仿着,尽管有时候跟不上,但在奶奶的乡音里渐渐适应了老家的生活。 记得当时家中有一台老式电视机,虽然时常开着,但奶奶听不懂电视剧的普通话配音,只能眼看着播放的画面,心里揣度剧情的意思,有时看着看着便在那里呆呆地纳闷。现在想来,她多年下来,似乎只看懂了那么一部电视剧——《西游记》,因为情节简单,而且在各大频道翻来覆去地重播,奶奶总是翻来覆去地重看,看得津津有味。 除了看电视,奶奶还有一项娱乐节目——听潮州频道广播。通过小小的播音机,奶奶即使足不出户亦能知晓天下事。她很喜欢收听潮剧,尤其喜欢听一个叫做《梨园群英会》的广播节目。该节目分为两个环节:听众在线下唱,然后主持再作点评。奶奶听着听着,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上几句,此时房间里便回荡着低低的“落梅声凄泣~此冤何时消啊~”,有一种年月悠然的兴味。待到主持人评说时,奶奶又侧耳倾听,还兴致勃勃地跟一旁的我说道:“你看,这主持人的嘴真晓说话,伶俐极了!” 奶奶淳朴本分,虽然没文化,但是很聪慧,年轻时靠绣花一针一线编织着一家人的生活,熬了大半辈子,最远也只到过广州。她出身贫苦,连小学都没念完,除了写自己的名字,没能认得几个大字,一辈子便只懂听和说家乡话。 大半年不知不觉过去了,爸爸把我和奶奶接到广州住。离我家不远便是爸爸上班的电视台,再远一些,有个流花湖公园。有一回,奶奶带我上那儿玩,兴许是公园太大,奶奶也是初来乍到,逛着逛着居然就迷了路,找不着家,拉着我到处瞎转。她只懂潮州话,奶奶十分无助地左顾右盼,情急之下,上前拉着路上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女人,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地用四分之三的潮州话和四分之一的普通话竭力地表达着她想表达的意思:“哎,那个,那个‘电视塔’怎么走哇?”其实她想说的是“电视台”,在潮州话里“台”和普通话里的“塔”发音很相近。那女人不明就里,便热心地指向对面的山坡——“喏,电视塔。”奶奶一听,喜出望外,领着我就往那个方向走。然而往电视塔的方向走了老半天,走得气喘吁吁,却越走越不对。到了山脚,发现走得更离谱了。天色很快暗了下来。“这可怎么好?”奶奶彻底慌了神。路确乎是走不通了,我也饿了半天,哭着嚷着要回家,一切都乱了套,奶奶急得直跺脚。直到过了漫长的一刻钟,偶然路过的保安才把我们孙儿俩带到了值班室。不久后,爸爸闻讯而来,我们方才得以回到家中。那天晚上,奶奶面露愧色,连饭都吃不香。或许在她心里,一口浓重的乡音第一次为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尴尬。 随着墙上的日历纸一页页被撕掉,我也渐渐长大。有那么一天,我在翻阅童话绘本时,突然心血来潮,对身边的奶奶说:“奶奶,我教你念普通话吧。”当时六十多岁的奶奶憨憨地笑着:“奶奶这个岁数,都快死的人了,还学什么普通话。”我便作罢了。后来,奶奶还是福寿高,活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如今想来,若是当年奶奶愿意跟我学,哪怕是一天就学一个词儿,兴许也能把普通话说个滚瓜烂熟了。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奶奶在弥留之际,用那嘶哑的乡音含糊不清地絮叨着我的名字:“秋川啊……你拿几个钱去给秋川买个肠粉吧。”我顷刻间不禁泪如雨下…… 此时,我心里默念着对奶奶的万般牵念,用的竟也是奶奶最初启蒙了我、也必将相伴我一生的熟悉的潮州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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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乡音
来源:羊城晚报
2022年08月23日
版次:A10
栏目:
作者:蔡秋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