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二

　　□尹广

　　这是1980年大年初二晚上发生的事。

　　正进入梦乡的我，被连队营区值班员推醒：“喂，起床接岗啦！”我努力揉了揉惺忪的眼，从炕上下到地上，迅速穿好棉衣棉裤，系好武装带。跨出寝室，在过道里，顿时感到寒气袭人。

　　鹅毛雪花无声无息地落在身上，飘在脸上，就像被小针轻轻扎了一样隐隐作痛。我要去的哨位，是团的一座弹药仓库，距离我所在的团直指挥连二三公里。以往十几分钟就能走到，可今晚遇到大雪，道路被覆盖，走出连队就被一米左右高的积雪挡住了。我用戴着羊皮手套的双手扒面前的积雪，扒着扒着，身体往前倾斜，干脆向前爬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岗位附近，传来一声：“口令？”我知道是一班哨兵发出的，马上有点哆嗦地回答：“天山。”对上了口令，已成雪人的哨兵笨拙地将肩上的79式冲锋枪递给我，还从皮手套里伸出手来，把5发子弹也递到我手上。

　　我目送他离开，他踩雪的“吱吱”声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雪像断了线地从天空中抖落下来。我站在哨亭里，借着微弱的月光，看着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慢慢叠加。静下来，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寒意从脚底泛起，就是穿着厚厚的翻皮羊毛大头鞋，也跟光着脚踩在冰上一样。两眼被严寒刺激得泪流不止，泪水在铁一样的冷空气中蒸腾。我想起王愿坚的小说《七根火柴》和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下意识地从皮手套里抽出手，想在身上找火柴，可手指头都冻得伸不直了，还是没有找到一根火柴，只在裤子口袋里触摸到一块硬东西。拿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窝窝头——连里晚饭的主食是捞面条和窝窝头，大伙都抢着捞面条，有经验的会先捞上半碗，三下五除二吃完后，再去捞上满满的一大碗。而我不紧不慢吃下一小碗面，想再到面盆捞面时，已经全是面汤了，只好在蒸笼里拿起两个窝窝头。咬着牙吃下第一个窝窝头后，就萌生了把第二个扔掉的念头，但我不敢公然把它扔在桌上，就先悄悄放进裤子口袋，想出食堂后再找机会扔到连队的猪圈里。可晚饭后，连队通知到文化室学唱歌，唱歌后，我就把这事忘记了。此时，在大雪飘飘的严寒里，这个曾令我讨厌的粗粮，却让我另眼相看。肚子已咕咕叫，窝窝头一下子打开了我味蕾。我用力啃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啃得牙床都嘎嘣疼，不过，窝窝头进了嘴里一会儿就融化了，变成甜美无比的夜宵。

　　雪还在下，岗亭前的雪已有一米高了。我们是两小时一班岗，估计该到交班的时间了，但未听见有接岗人来的踩雪声。那时的我，包括相当多的战士都没钱买手表，生活中也不怎么需要手表。一日作息听大喇叭放军号，夜间靠内部值班和口令来掌控。没人来接岗，我就不能擅自离开岗位，这是铁的纪律。刚才那个窝头所产生的热量已消退了。山沟里的那个冷，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我的嘴开始不自主地哆嗦，腿却没有什么知觉。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跳出来：自己可能会在这里被冻死。怎么办？求生的本能让我想起姥姥常骂我们的一句话：“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还想起排长魏建民讲过，野外防冻的最好办法，就是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动起来。我看看周围的情况，除了无声的雪花，一片寂静。于是我放下枪，扒开岗哨前的积雪，在附近找到一把铁铲，首先将岗哨周围的积雪一一铲平。干了一会儿，觉得穿着厚重的皮大衣是个累赘，干脆脱掉皮大衣，干起活来轻松多了。突然，远处传来“咯吱”的踩雪声，我以为是接岗的人，心想终于等到了，我喊了一句：“谁？口令？”谁知没有回答，又重复了问了二遍，仍是没有回复，但踩雪声却愈来愈近。我一阵紧张，赶紧返回岗亭端起枪，边拉动枪栓边喝道：“干什么的？再不吭声，我就开枪了。”仍是没有回答，借着微弱的光亮，一团黑影暂停了一会，又踩着“咯吱”声慢慢靠近。我端着枪往前看，原来是附近牧民的一头奶牛出来溜达，可能是饿了，在雪地里找野草吃。我放回枪，继续铲雪。铲着铲着，可能是消耗了体力，口里感到干渴。于是，顺手从雪地里抓起一把雪，直接塞进嘴里，顿感清凉解渴，天然的冰激凌爽得我龇牙咧嘴。

　　不知过了多久，又传来“咯吱”的踩雪声，我停止了铲雪，本能地从岗亭里拿起枪，循声问去：“谁？口令？”“牧场。”传来熟悉的回复声……

　　第二天，回到营房休息的我一觉醒来，雪已停了，天空放晴，阳光照在皑皑的白雪上，折射出耀眼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