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食堂

　　□黄仕忠

　　1958年7月，整个枫桥区组建成一个“人民公社”，原栎江乡则改为“栎江生产大队”，网山、新江、凤山三村合为一个生产队，称“新网社”。 私有土地迅速收拢而归于集体，自然，一切行动也是统一指挥。连吃饭都是由队里安排的，“公共大食堂”应运而生，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

　　我父亲称这个时期为“大合作”。一切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跃进”的时代已经来临，村民们晕乎乎地，像是进入到了做梦的世界，也如孩童般兴高彩烈。

　　我们村的食堂设在“香火堂间”，原是黄家的祖屋，是一座三间的楼房，朝东，左边属于我小爷爷汉江，右边属于我远房堂伯黄炳水，中间的堂间，原是祭祖和公议之所，土改之后，自动转为“公产”，村里的公共食堂就安排在这里。

　　食堂由炳水的次子均安负责，何铁方做帮手。

　　黄均安，1942年生人，时年虚龄十八，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贫农家庭，读过初中，住在食堂隔壁，于是被选中，来打理这新生事物。

　　何铁方，当时二十出头，孤儿，不识字，赤贫，家徒四壁，他是“大合作”的衷心拥护者，因为大家吃食堂，所有人都跟他一样了，是真正的“平等”。

　　选这两人，大约也表示村里黄、何两族共同掌管的意思。但不选有经验的中年人，则还有村民的一点小心思：太有能力，怕被坑了还不知道，所以宁选没本事的，至少大家看得住。

　　吃大食堂，用的是一米半直径的大“陶镬”（其实是铁镬，只是乡下仍沿用旧称），只有煮粥和蒸饭两种方式。开始时，很多人不习惯，所以想方设法，偷偷用家里藏下的物事煮东西吃。

　　为了杜绝村人的这种念头，社里派民兵挨家挨户，把灶头扒掉，把铁镬、汤罐等含铁的东西敲碎，送去炼钢。社里土高炉日夜不息，又砍来树木制炭，把四乡可见的大树，几乎砍伐一空。但木炭产生的温度很难达到铁的熔点，只是将那些“废铁”炼成了铁碴块而已。

　　我小时候常听老牛阿爷说当年故事：“粮食吃勿光，陶镬（铁锅）去炼钢。美帝听见了，嚇得不得了。”他摇着芭蕉扇，边笑边说，胖胖的肚皮，一颤一颤样子，犹在眼前。

　　村人最讲究“公道”，哪怕是心中不喜欢的，只要一起尝过了，则不论多么痛苦，都觉得可以承受，最多不过“荡头荡脑”说几句怪话。

　　管理食堂，涉及账目进出、秤杆度量，并不容易。大镬煮粥，稀则吃不饱，干则不够盛。村里从没经历过这事情，均安和铁方管了大半年，亏蚀得一塌糊涂。出与入究竟是多少，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露毛（一头雾水）。

　　村人做事，对自己家的事，算得十分精细。家之外的公共物事，反正是大家的，往往大手大脚，不管浪费与否，也不心疼。看着食堂一片混乱，村人的第一想法，肯定是管的人把“好处”吃掉了。人们议论说，均安家有一位亲戚，常来走动，经过山下塘从后村进屋，走时抱着个蓝布包袱，要是包上个三五斤米，谁也看不出来。

　　那时也凭票取餐。铁方是孤儿，即使拿些好处，他一个人也用不了，就送给了他叔叔。他叔叔却是一根筋，觉得“连我都得到这么多餐票，别人该不知有多少”，所以还得意地向村人炫耀。

　　其实也没证据说管理的人拿走了多少，总归是没办好。大家在食堂吃着“现成饭”，不用操心，干活也不上心，劝说也没用，种田根本不按农时，为制造“亩产万斤粮”，又糟蹋了不少田块，结果粮食大减产，农业税和统购粮又不能少交，社里存粮不足，分拨的口粮，是按人头算的，均安年轻，没当过家，不会精打细算，眼看着寅吃卯粮，越亏越多，等到撑不下去时，全村都得饿着，所以贫协组长何生茂急得直挠头皮。

　　刚好我父亲在视北接受“劳动教诫”，被改正后又放了回来。生茂就找上门来，说是：“这食堂再那样办下去，肯定要倒掉。”他让我父亲来接管，想办法把亏空补回来。那是1959年春天的事情。

　　于是父亲与族弟黄天成接管了食堂。

　　父亲回忆说：我与天成接手，想着怎样才能把这账补转回来，只好按月拔。要是一下子拔，就没吃的了。当时刚刚洋番薯（土豆）可以掘了，村里自己掘来吃，可以不用上簿。比方本来十斤米，再加上三五斤洋番薯下去，就能多出些粥了。洋番薯不用上报公社，等于原先亏了的米，用洋番薯来抵了。

　　吃的人也很高兴。洋番薯可以敞开吃，没定量，吃够为止。整个一畈田，去了一两亩洋番薯，也察觉不出，反正年终结算，一百斤洋番薯才抵得廿斤谷，横直先吃饱肚皮再说。没有杂粮的话，都饿杀了。

　　父亲说，慢慢地，总算撑了过来，把亏欠的账目大致抹平了。

　　到了后期，又允许大家在自己的家里开小灶了。那时就不再办食堂，每家按人口分定量米，自己拿回去烧饭。但三斤两斤地称着分着，秤杆翘一些，人家不说，低一点，人家就来倒账，待到分完，总不免要差上几斤，无法抹平。

　　父亲琢磨着又想出了一个法子：把能称百斤米的大秤，悬吊在梁上，秤钩上挂着整袋白米，逐一倒着减扣。比方你要领三斤，则一百斤的米袋，减秤到97斤。这么一路倒着退，分到最后，便一两不差。

　　那时，我姐刚上小学，放学后去取我家的那份，时间还早，就先在旁边玩耍。邻人有凤来领粮，见状便说：“伢（我们）两户人家一样的，我事急，就拿倷个份（你们这份）。”也不等我父亲答应，拿了就走。过了两天，有凤再过食堂，话里有话地对我父亲说：“秤棒真准！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她的心思，以为掌秤的人，哪有不占便宜的。父亲只是笑笑，他当然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某日夜半，忽有社干部来，道是开了一天会，肚饥了，要吃宵夜，让食堂炒油炒饭。那时只有大陶镬（铁镬），“一点点油根本勿得知（没感觉），要小半碗油才润得镬底。”父亲多次向我说起当时场景，再三说：“炒过饭，那镬仍是油光光的，弄碗冷饭拖一拖，仍是油漉漉的。”他摇摇头，“啧”一声。父亲执掌食堂时，为了平亏账目，他自己从来只吃规定的量，其实没有吃饱肚子，他说：“你们肚饥，伢（我们）肚勿饥的啊！”

　　再后来，食堂解散了，稀里糊涂中，父亲结束了他的食堂管理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