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庾岭上

　　□刘释之

　　我终于站在了大庾岭上。

　　这是江西与广东的分界，也是中原与岭南的分界。脚下是鹅卵石铺就的梅关古道，宽约六尺，蜿蜒着没入茫茫梅林。虽时值冬日，梅花却尚未全开，只是有几株赶早地绽放了，疏疏落落的，白的像雪，红的像霞，幽香在冷风中丝丝缕缕地飘来，仿佛从一千多年前的某个黄昏飘来。

　　我是循着诗词来的。或者说，是循着那些被贬谪、被流放、被命运抛掷到岭南的灵魂来的。这条古道上，走过太多太多的人，他们的脚印早已被岁月的尘埃掩埋，但他们留下的诗句，却像这岭上的梅花，绵延不断。

　　唐中宗时期，宋之问被贬泷州，途经大庾岭。那时的岭南是瘴疠之地，是文明的边缘，是仕途的尽头。他望着北归的鸿雁，写下了“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大雁到了这里就不再南飞，而人却要继续向南，向着不可知的命运。这种对比，这种无奈，这种被抛掷到远方的凄凉，大概是所有被贬谪者共同的心声。他还写道：“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大庾岭就在眼前，一旦到达那可以北望故乡的岭头，应该可以看见成片的梅花？这是他最后的思乡慰藉，也是此后无数文人望乡的坐标。

　　比宋之问晚几十年的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人。他在任宰相时，亲身体验了大庾岭的艰险，于是上书唐玄宗，请求开凿新路。工程于开元四年动工，他亲自披荆斩棘，率民施工，不到两年，一条“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道便横空出世。这大概是这条古道上最辉煌的时刻——不是某个人被贬的哀叹，而是一个岭南人对家乡的回报。张九龄是诗人，更是政治家。他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那种辽阔、那种包容，似乎早就预示了他要打通这条南北大动脉。余靖后来在诗中称赞他：“贤哉张令君，镌凿济行迈。地失千仞险，途开九野泰。”

　　然而，这条古道终究是贬谪之路。宋代以后，被贬岭南的文人越来越多，大庾岭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苏轼两次经过这里。第一次是南贬惠州，他写《过大庾岭》：“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表面上是豁达，骨子里是傲岸。后来他遇赦北归，再次经过大庾岭，心境已经不同。他在岭上遇见一位老人，问：“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个问题，问得很沉痛。能活着回来的，毕竟是少数。他回来了，但更多的人没有。

　　文天祥是被元兵押解北上时经过这里的。他写的不是乡愁，是国恨：“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出岭同谁出？归乡如此归！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他不是被贬，是被俘，要去的是北方的刑场；“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表达了宁死不食周粟的决心。这条古道，见证了他最后的忠诚。

　　与大庾岭有关的诗歌中，最让我感到温暖的，是三国时期的一首。那时还没有唐宋的繁华，大庾岭还只是一条荒僻的山路。陆凯率兵南征，路过这里，正值梅花盛开。他想起北方的友人范晔，便折下一枝梅，托驿使带去，附了一首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大概是梅岭诗词史上最早的一首，也是最深情的一首。它无关政治，无关贬谪，只关乎友谊。那枝梅花，跨越了南北的阻隔，跨越了战乱的烽火，送到了友人手中。从此，“一枝春”成了梅花的代称，也成了中国文人心中最温柔的情感符号。

　　走在古道上，脚下是光滑的鹅卵石，被千年的步履磨得圆润。路旁有饮马槽，有半山亭，有历代文人题刻的诗碑，一块一块地看过去，像是在翻阅一部活着的文学史。朱熹来过，杨万里来过，戚继光来过，陈毅也来过。民间传说，汤显祖曾在这里听到一个女子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了他创作《牡丹亭》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心境，却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站在梅关关楼上，向北望去，是江西，是中原，是无数贬谪文人望断乡关的方向；向南望去，是广东，是岭南，是无数先民筚路蓝缕开辟的新家园。这条古道，既是离别的路，也是归来的路；既是流放的路，也是开拓的路。广府人的祖先，就是沿着这条路南迁，在珠玑巷暂歇，然后散播到珠江三角洲，散播到世界各地。

　　天色渐晚，准备下山。我摘了一枝梅花，夹在笔记本里。我知道，这枝梅很快就会枯萎，但它的香气，会留在纸上，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