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记忆广州”

　　□ 陈平原

　　

　　21年前，我为《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撰写序言，开篇即辨析“记忆”作为名词与作为动词的巨大差异，力主“将被动的‘北京记忆’，转化为主动的‘记忆北京’”。其实，说“名词与动词”，或“被动与主动”，都还是轻浅了些，最好能添上“印象与辨析”“联想与裁断”“感性与理性”“无意识与主动性”“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公共意识与个体表达”等，方才能大致描述“记忆”一座城市那充满激情、想象力且相当艰难曲折的过程。

　　我不是“广州学”专家，但毕竟在花城读书生活了六年半，再加北上工作后，仍不时回来探亲或讲学，因此，我也有义务努力从“广州记忆”转向“记忆广州”。那么，多年来，除了时常在梦境或闲聊中出现的中大康乐园、北京路新/旧书店、不同时期的中山图书馆等，还有哪些是我曾在公开演讲中涉及的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呢？

　　趁着为一场讨论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相关议题的学术研讨会准备讲稿的机会，我检索了最近十几年的讲座文字或PPT，发现涉及“记忆广州”的，竟然也有以下七篇——虽大都只是举例说明，涉笔成趣，但仍隐约可见我对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考与表达。自我认定是：非专业，有偏见，但其中蕴含某些值得关注的提醒。

　　（一）《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如此正题，很不学术，那是因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间，我竟然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台北、广州这六座中国极为重要的城市，参加以都市文化研究为主旨的讨论会或专题演讲。

　　对此“六城行”的追忆、描述与反省，便构成了我2011年3月上海、11月广州/深圳这三场讲座的主要内容。除了第二节“比较城市学”的视野，最值得推荐的是第五节“见了领导千万别激动”。此文初刊《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8日，最后那句深深的感叹，当初曾收获不少掌声：“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

　　（二）《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此乃我2012年8月18日在吉隆坡为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演讲，以及11月10日在中山大学的专题讲座。

　　其中第一节“城市为谁而建”，我强调城市应该是为广大市民，而不是为官员或观光客而建，因此，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城市的精髓所在。“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广州、台北，而不太喜欢北京、上海。作为城市，后两者被高估，前两者被低估。现在的北京、上海都很繁华，市容比台北、广州漂亮，有气派。但总觉得有点夸饰，不如台北或广州实在。”如此比较与抑扬，是因我在讲座中谈及自己对这六大城市的历史想象与直接观感——曾经是帝都故历史底蕴深厚的北京与西安，较多接受西方商业及思想文化影响的香港和上海，兼及古今中外城乡雅俗、比较适合日常居住的广州和台北。

　　（三）《城市史、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保护历史文化命脉》，这是我2013年8月19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干部大学堂的演讲，没有正式成文，谈得比较开。

　　其中有这么一段：昨天看了十香园纪念馆，我很感动。那座清代岭南园林，是居巢、居廉故居，也可以说是岭南画派发祥地。此前我做过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等人的研究，着眼点主要是《时事画报》《真相画报》，不太牵涉此前他们的学画过程。这个十香园，好就好在定位明确，是“活的文物”。遗址保护很容易做成僵硬的博物馆，如何“活化”其机能，保持其生命力，是个难题。成就此等好事，必须“天时地利人和”；太早太晚都做不好，除了心志，关键在把握好时机。

　　（四）《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市》，这是我2018年5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学、6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6月23日在《北京青年报》主办的“青睐讲堂”的演讲，整理成文，初刊《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其中谈及广州的历史以及风景的变迁，特别提到镇海楼（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扩建广州城，把城墙扩展到越秀山上，并在山顶建楼五层，俗称五层楼）、西关骑楼（新加坡—香港—广州，张之洞、陈炯明主导，20世纪初期陆续建成）、五羊雕塑（1956年，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指示，要创作一个能代表广州市形象的标志性雕塑，就像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一样，成为一座城市的城标；1960年建成）、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人民政府投资合作兴建而成，1983年开业，位于珠江白鹅潭畔，坐拥520间豪华客房与套房，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小蛮腰（广州塔，总高度600米，2009年建成，2010年正式对外开放）。最能显示我的个人阅历及心境的，当属特别提及作为改革开放象征的白天鹅宾馆。

　　（五）《“风俗”如何“图谱”——关于青木正儿与〈北京风俗图谱〉》，此乃我2020年8月15日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稿，此前此后也有类似发言或讲座，但以上海这次准备最为用心，讲稿刊《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演讲中我提及黄时鉴、沙进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该书汇集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460幅中国外销画，其中18世纪蒲呱所绘100幅水粉画与19世纪30年代庭呱所绘360幅黑色线描画，描绘的都是广州的市井行当，且不少构图互相因袭。另外，还推荐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

　　（六）《岭南文化的新变与大湾区的未来》，这是我2021年9月17日在广州楠枫书院与黄天骥先生对话的题目，《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周刊》及“中国新闻网”等有长短不一的报道；12月8日深圳南山区委宣传部在前檐书店举行“小说史学与文学教育——陈平原教授著作风采展”，因新冠疫情没能到现场演讲，播出提前制作的同题演讲视频。

　　在演讲视频中，我引述了多年前的答问《岭南文化如何“步步高”》（《广州日报》2013年4月16日）：“你问‘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我相信十个人有十种说法，且都有道理。我自己更倾向于感性的描述——如注重实用，少讲排场，理性低调，灵活机动，不欣赏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追求‘不到黄河心不死’。另外，因广州在大一统时代从来不曾做过帝都，对日常生活、经济运作、文化创造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民间的立场、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趣味。”另外，我提及2010年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文化十大名片”评选，特别为“广交会”入选叫好，这隐含我的基本立场：谈城市，最好能兼及古今。“学者谈论地域文化时，大都喜欢从远古说起。可在我看来，相对于古代的基因，近代以降的历史进程更值得重视。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都具有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像一条河流，有时潜入溶洞，不见踪影，有时又冲出地面，湍急澎湃，你必须登高望远，才能看清其大致走向。”

　　（七）《如何让城市更有文化？——都市研究的方法、魅力及可能性》，那是我2025年3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堂”的专题演讲，相关报道不少，最精彩的当属《羊城晚报》2025年3月23日的《陈平原：在时代大潮中，如何守住城市文化的“根”？》。

　　演讲中，我介绍了2024年自己在“北上广深”各做了一场关于都市文化研究的发言或讲座，题目各不相同，但在两处谈及“关于城市，人文学者能做什么”，我说了以下三句大白话：第一，城市问题的复杂性，超越一般人的想象。具体操作中，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人文学者不能只是矜才使气——可以持批判立场，但必须理解你的批判对象的立场及思路。第二，城市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假如你不仅仅是埋怨，而希望有所作为，必须参与进去，介入日常事务。第三，“城市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而且兼及学术与实践，才能有比较宏阔的视野，通达的见解。了解不同学科的长处与局限性，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

　　明明不是“广州学”专家，为何不自量力，跑来这里班门弄斧？那是因我认定，进入AI时代，学科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发言成功与否，主要不取决于是否内行或学问大小，而在能否提出“真问题”。若上述关于广州的追忆与评述，有哪句话能让读者触发有趣联想，引起强烈共鸣，那就算圆满完成任务了。

　　2026年8月1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