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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马悦然先生10月辞世，朋友圈出现一篇2014年发表的访问记。谈话中，常见马悦然直率的褒贬。他斥某欧洲“汉学家”为二三流人物，极为痛快；他论及诗人B先生，则让我啼笑皆非。 马赏B的诗，翻译过其诗作，推荐过他候选诺贝尔文学奖。后来B写散文，马说：“要不得，我不要看。他还是应该写诗，因为他是诗人。”B的诗晦涩难懂，散文则明朗可读；这反映了马“喜晦恶明”的一贯态度？还是他认为是诗人就应该一生写诗，不应“不务正业”？若是后者，则这样的“忠贞”思想要陷多少诗文兼写的作家于不义？马又说曹乃谦是个“天才作家”，这让我记起前此他对曹的极好评。当时记者问他理由，马答曰：“曹的小说写乱伦。” 2014年的访问中，记者问他推举的作家，其作品好在哪里？马答曰：“我只能说我爱读的文学就是有价值的好的文学！”这又让我想起1999年马在台北与沈君山等人的谈话。沈是科学教授，重客观讲标准，一再询问诺贝尔奖评奖的标准，马一直含糊其辞。被沈唑唑追问，马只得说：“《西游记》的作者如生于今天，可获诺贝尔奖。” 上个世纪我在香港见过马先生。他的普通话相当流畅，儒雅可亲的风仪惹人好感。马翻译过汉语古今很多作品，对传播中国文化有贡献。1985年起，他成为瑞典学院的成员，此学院负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作为学院唯一懂汉语的成员，他对文学评价的态度是如此这般；凡我国人，对汉语作家有谁可获此奖，是不能有“客观公正”的期待的。现在马离世，这样的期待仍然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