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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烈声 一名瑞鹏，澳门人，资深写作人，曾任多家报刊编辑，创作诗词、小说、散文，曾多次获奖。现为《澳门日报》专栏作家。出版有：《冷月无声》、《回首风尘》、《听雁楼诗集》、《白银》（短篇小说)等。 |
从千里达到澳门、新会、广州 蔡佩玲：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诗词产生兴趣？ 李烈声：祖父是读书人，考中秀才，再考到举人，家中都是他遗留下来的旧书。虽然我在千里达出生，由于家父重视教育，于是在我还在襁褓时，便托人把我带回中国生活，接受传统的中文教育。小时候的我就喜欢翻祖父的旧书，尤其喜欢看诗词、笔记和掌故类书籍，从此，对诗词产生兴趣，加上在抗战时期，就读澳门致用小学，有一位老教师教我们平仄，打好了学习格律诗写作的基础。而香港失陷，澳门又缺粮，一家人返回新会生活和上学，课余入读专门教国学的私塾，由于塾师林殷浦先生认为我的资质适合学习诗词，于是，专门教导诗词，并收我为关门弟子。 蔡佩玲：什么机缘下，在报馆工作？ 李烈声：在新会上学时，任教国学的老师，同时是江门一间报馆的主笔，抗战胜利之后，他成为两间报馆的主笔。由于需要有人协助，他发觉我有写作能力，于是把我拉入报馆成为助理主笔。如主笔忙不过来，便将所有数据交由助理主笔处理，经过锻炼和学习，便可以由我写社论了。当时，是允许我随时上班的，学校举办考试时，才回校应考。由于我喜欢文艺，亦喜欢从事新闻事业，于是决心往广州去，因为我觉得广州的报业更值得我去学习，当时广州最出名、销路最大的《越华报》正招考助理编辑，在通过报馆的考试后，我加入《越华报》，正式投身新闻事业了。 对于我来说，报馆是一个万花筒，可以听到很多不同意见，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人物，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财富，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写。我并没有后悔成为报人，我觉得做报人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从事报业是十分有趣的工作，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离不开报馆，或者这就是所谓宿命。 反映时代是文人的责任 蔡佩玲：如何在文艺创作上，寻找素材？ 李烈声：小说创作是我喜欢的写作类型，故事内容都是耳闻目睹，在报馆工作时，报馆的消息最灵通，同事会一五一十向你转述。抗战时，在乡下祠堂曾听过不少有关游击队的故事，将它们收集起来，日后，便成为我的写作题材。抗战后广州粤剧非常蓬勃，农村时有神功戏上演，从前，戏班中人乘搭红船穿梭珠江三角洲往农村演神功戏，我认为参加红船可体验集体生活，而且时有听闻红船中人忆述戏班旧事，十分有趣，在乐师引领下，随船前往，尽量聆听、尽量学习。 蔡佩玲：对于文学，您有什么心得和看法？ 李烈声：有些写作被称为通俗文学，并不被人重视，认为没有价值。有人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贬到一文不值，其实不一定正确。例如，从前有一些小说家只写声色犬马、饮饮食食、哥哥妹妹，细读之下，却不是每一篇小说皆如是，有些其实是社会缩影。张恨水就是其中之一，我非常佩服张恨水所写的故事，虽然写起来文艺不足，有点啰啰嗦嗦，不过他所写的内容从来不会离题万丈，而是活生生地将社会实况揭露出来。譬如他写的《落霞孤鹜》，展示当年北京贫苦人家的生活，譬如他写的《满江红》，描写新派画家和作家的生活，而且他写的人物，他们的谈吐用字完全配合当中的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并不会像现在的所谓作家就算描写一个小贩也加上文艺腔，读起来非驴非马。我感到十分奇怪，有人写广州陈塘妓寨的故事，有人写香港石塘咀的故事，何以没有人写澳门福隆新街的故事，我不知道这是文化人的失败还是社会不容许，我在《澳门日报》写专栏时，会尽量多写这些故事，我认为反映某个时代的情况是文人的责任，不能规避，不需理会人家的看法，而且不应由现代人来批评，而是由后来的人来批评。我认为写小说不能够脱离现实的社会背景，就算是写“怪论”，也是很好的写作类型，“怪论”不单只发表个人看法，而且娱乐性丰富，读者有如观赏卡通片，不失为反映社会每一个阶层人物看法的方法，这方面应要多作研究。 文学没有所谓高尚，没有所谓通俗，只要能反映某一个阶层、某一个时代的人，已经是成功的文学。而且文学应该走向平民，一定要平民化，文学成就属于全世界，不能局限某一方面。
